從現存資料看來，北朝隋唐之際，北方關於「質」的觀念的申論，似乎多採取文質調和的立場，而非如蘇綽、李諤的極端反「文」論。《隋書‧文學傳》序中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72]
《隋書》是魏徵主修的，一般以他為這段文字的作者。這段話對文學的藝術性採取了相當同情的看法，但還是很重視「質」的價值。[73]這種文質相輔相成的思想，到了中唐時代，成為早期古文家的一個重要論點。
李諤的上隋文帝書還有一句話，指責文章家「構無用以為用」，似乎意味文辭應以實用為主，無慮其他。這也是北方文論時而出現的觀點。《中說‧天地篇》有如下的記錄：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王通以當代之仲尼自居，他所說的吾師，顯然是指孔子本人，話也直接取自《論語‧衛靈公》。《中說‧天地篇》又說：「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74]可見王通懷有強烈的文字實用論思想。
此外，劉知幾（661-721）在《史通》也大肆批評近世的華麗文風，主張文辭應以紀實簡省為原則。該書〈浮詞〉說：「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75]他雖然是從史學家的立場討論文辭的問題，但不認為史學與文學寫作有何不同。〈載文〉篇明白表示：「文之將史，其流一焉」。[76]知幾的文學見解顯然也是以實用為依歸。
關於以上介紹的北方貶抑文學的論說，現在想提出兩點簡單的看法。首先，倡導此說者多是士族高門出身。李諤是趙郡李氏，楊愔為弘農楊氏，蘇綽係武功望族，劉知幾則為彭城劉氏。王通家屬於烏丸王氏（太原王氏的分支），祖先於西晉末南遷淮河流域，劉宋時北返，基本上仍是北方世家。[77]前述諸人，大概只有魏徵出身小族，《北史》稱魏徵之父是北齊文學家、史學家魏收的族叔，未必可信。[78]從這些貶抑文學者家世背景的一致性，我們可以判斷，許多北方士族對詩文大盛的文化情態是很有保留的。
另外要說明，前文討論的幾個觀念的出現或流行，決不是偶然的，它們與中古北方士族的文化性格有密切的關係。西晉永嘉亂後，熱中玄學與文辭的一等士門大都南渡，留居北方的多為較守舊的地方性士族。因此，與南方士人相比，北人少受玄學與任誕之風的影響，漢代舊儒教的成分保留仍多，士人對政治教化有很深的關心。此外，北朝時代，漢人士族長期在胡族統治的局面下，與複雜的政治環境周旋，特別重視時務。北方舊家又多聚族而居，家庭秩序的維護至為重要，普遍強調家風禮法，立身要求謹飭（但實際情況與理想有不少出入）。入唐以後，北方的高門著房，禮法更是謹嚴。綜合而言，北方士族有長久的儒學傳統，人生態度比較嚴肅、重實際。前文提及的教化、德行、質樸、實用，都是深植於北方士族文化的價值。當講究吟詠情性、華麗辭藻的南方文學席捲北方時，有些士族中人依據這些價值，抗拒新潮流，是不足為奇的。[79]
中唐以前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士族成員擁抱文學熱潮，產生許多文人後，有些人發出了批判近世文學的呼聲，要求改革。這個現象與前述貶抑文學的論說有性質上的差異。首先，文士都是肯定文學的藝術特質的；再者，他們的評論經常是和創作工作聯結在一起的，對文學演變有比較直接的影響。
北方文士感覺自身的傳統與南方不同，從而強調北方文學的特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邢邵即曾說：「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80]可是，士族出身的北方文人從普遍性的角度鼓吹文風變革，似乎到唐代才出現。幾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王勃、楊炯和盧藏用。王勃與楊炯都名列「初唐四傑」。如所周知，初唐四傑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詩文寫作上有高超的成就，尤其能以情思濃郁、氣勢活絡的風格，對當時流行的重形式技巧的上官體有所突破（「上官」指上官儀）。
王勃的文學思想頗有政教本位的色彩。他的〈平臺秘略‧論藝文三〉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上吏部裴侍郎啟〉則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81]這種文學功利論的主張與他的文章風格不甚相符，也不能代表他的文學思想的全部，不過，王勃對近世文學傳統的不滿，以及在寫作上的創新，應該還是與他的儒家傾向的文學觀有關。楊炯文學評論的文字雖不多，他是明顯支持王勃的。[82]王勃是王通的孫子，出於儒學世家，楊炯則屬關中名族弘農楊氏。[83]如果說，他們的文學思想受到了社會階層背景的影響，應是合理的推測。
八世紀中葉以後，唐代文人普遍認為，初唐作家中，對鼓動復古理想、抑制綺靡文風最具貢獻的，非陳子昂莫屬。盧藏用是陳子昂文學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好友。藏用的〈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是第一篇為陳子昂作歷史定位的文字。文中先微諷東漢以下的文風，認為是「大雅不足」，然後嚴厲批評梁陳作家，稱庾信、徐陵的出現是，「天之將喪斯文」。對於陳子昂，藏用則說：「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84]盧藏用出身范陽盧氏，屬山東高門，他強調「質」為「文」的基礎，和他的北方士族先輩有一貫之處。（陳子昂出身蜀地豪族）
以上就北朝末到唐玄宗朝初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作了一些觀察。主旨是在指出，在中古時代，北方文風興起甚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響。隋唐統一中國前後，北方文風大盛，文學活動儼然成為北方士人文化的主軸。然而，在此情勢下，北方也出現了強調質樸政教、貶抑文學的思潮，許多儒學深厚的士族中人尤其有此傾向。在崇尚文學與反文學兩種勢力相激盪之下，出現了第三種趨勢，就是有些北方士族出身的文士鼓吹文章復古的改革，從社會背景與思想歸趨的角度看來，中唐古文運動諸子可以說是王勃、楊炯、盧藏用等人的繼承者。
本節的最後，要再探考一個問題：北方士族中人在唐代前期文壇活躍的情況究竟如何？上文已經提過，照一般的印象，安史之亂以前，北方舊家成員似乎並未籠罩文壇，因此古文運動的北方士族背景，應該可以算是一個特色。當時本文列舉了一些中唐以前最著名的作家，他們都不屬於這個背景。現在想對此問題作比較有系統的觀察，使我們對唐代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能有深一層的認識。
本文考察唐代前期北方士族出身的文人，是以許總的《唐詩史》（1994）與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1995）所探討的作家為樣本。這兩本都是新近出版的大型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