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玄宗朝的作家，不計早期古文家與元結所編《篋中集》作者，《唐詩史》和《唐代文學史》共介紹了三十七位，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蓬勃態勢。這些人中，明顯出身北方高門的有：崔國輔（清河崔氏青州房）、韋應物（京兆韋氏逍遙公房）、孫逖（樂安孫氏）、薛據（河東薛氏汾陰西祖房）。前一節已提過，王維似乎是高門微支，另外疑為北方士族的還有趙冬曦（天水趙氏）、王之渙。[88]除了這七人，尚有生平資料極少，而不無可能為士族出身者，如裴迪、盧象、崔顥。總而言之，玄宗朝的著名作家裡，寬鬆地估計，北方士族可能有八、九人，是相當少的。
玄宗朝重要作家中，有很多南方人與南方家族的成員，南方人可確定的有：張九齡、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孟浩然、儲光羲、常建、岑參、李白、陶翰、綦毋潛、劉脊虛，[89]出身南方家族的有：杜甫、劉長卿、王昌齡、陰行光，[90]共計十七位，與北方士族出身的作家，在人數上完全不成比例。另外的十人，應該多是北方微族。[91]
從唐代前半葉著名作家背景的分析，個人得到兩點看法。第一，在唐代前期，北方士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地位，但從本文的考察看來，他們在文壇上表現並不突出。這個現象似乎可以進一步證實，以山東高門為核心的北方士族，對文學活動的價值一直懷有疑慮。第二，依前文的分析，玄宗朝確知為北方士族出身的名作家非常少，但如果加上天寶中晚期崛起的古文運動先驅，數目就可以增加約一倍。這更顯示，北方士族文化與古文思潮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總結本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判斷，從六世紀到八世紀中葉，北方士族與詩文寫作有一種欲迎還拒的關係。北方士族中人致力文學，起初大體是受時代風氣與標準的影響。唐代以後，貢舉漸盛，貢舉中地位最高的進士科特重詩賦文才，士人為求仕進有好出身，不得不勤習詩文，舊族高門也不能例外。不過，北方士族成員大舉進入文學社群，是帶著自身的傳統價值與對藝術性文字的批判態度的，他們的價值和觀念，對淵源於南朝的中古文學傳統，不斷造成衝擊，古文運動似乎就是這些衝擊的一個巨大結晶。
四、小結
本文揭示中唐古文運動具有濃厚的北方士族背景，並指出這在唐代是一個特殊的文壇現象，目的在於說明，北方士族傳統文化是古文潮流形成的一個結構性因素。當然，這不是古文出現的唯一主要因素。學者已經指出，安史之亂在士人間所激起的普遍憂患意識，以及陳子昂開始帶動的詩歌復古風氣，都與古文潮流有密切的關聯。[92]本文只是企圖在過去的認知之外，清楚點出另一個背景。需要說明，本文也絕不意味，唐代文章復古的思想完全出自北方士族文化。漢代以後，文學應為政教服務成為一個很強韌的觀念，即使在文學藝術思想高張的南朝，它仍是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原道〉、〈徵聖〉、〈宗經〉為首，就是明確的例證。在唐代，古文運動興起之前一些有復古思想傾向的文人，如陳子昂、吳少微、沈千運、李白，也都出身南方。無論如何，本文顯示的是，在中唐文章復古的案例上，北方士族傳統是核心的文化背景。
個人不是文學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古文運動的社會背景，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尋求了解安史亂後士人群中儒家復興的成因。在八世紀後半、九世紀初，古文運動是儒家復興趨勢的中心力量，古文運動與北方士族的密切關係，似乎顯示，北方傳統士族文化在唐宋之際的思想變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史研究上有一個叫作「南朝化」的概念，意思是許多在南朝發展出的經濟、制度與文化形態，後來成為唐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傾向。[93]對中國中古史的通體了解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啟示性的解釋。文學寫作在唐代席捲知識階層的現象，也可以算是南朝化的一環。然而，本文也透露，在南朝化的外表下，北方傳統仍在發揮作用，就文學和思想的演變而言，這個力量似乎是中古傳統在唐宋之際歸於消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的題目以中唐古文運動自限，本來不應談論韓愈、柳宗元以後的發展，但為說明本文的成果的涵義，還是要約略觸及兩個這方面的問題。中唐古文運動具有北方士族的背景，是相當明顯的，但韓柳的世代以後，這個因素就不存在了。唐代晚期的大部分主要古文家，如沈亞之、孫樵、劉蛻、皮日休、陸龜蒙，都不是來自北方士族，來無擇大概也不是。其中沈、劉、皮、陸均為南方人。晚唐古文運動的思想性質與文化角色，都和前此的古文潮流頗有差異，此處無法詳論。現在想提出的一個看法是，古文的觀念與寫作原則，在韓、柳的時代於文壇廣為傳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個潮流因此脫離了它原有的社會文化背景。
再者，個人曾經研究過八世紀末到十世紀中（德宗朝末年至後晉）清河崔氏與博陵崔氏的文化情態。這兩個宗族是山東士族的高門，對了解晚唐時期的北方士族而言，應當有相當的代表性。個人發現，到九世紀中葉為止，崔氏族人家庭大體呈現著雙重的文化性格。在行為準則上，他們強調清儉家風，恪守禮法；在知識教育上，則專注於詩文寫作，大舉參與科舉考試，經史之學只是點綴。前者是北朝遺留的傳統價值，後者則為入唐後盛行的新風氣。九世紀中葉以後，崔氏宗族連家風禮法都很難維持了，除了姓氏地望，他們跟一般士人已經沒什麼差別。如所周知，作為一個有清楚標誌的身份群體，北方士族不久就離開歷史舞臺了。[94]從這個結果看來，他們是被「南朝化」的浪潮徹底擊垮了。可是，然而不然，本文的考察似乎提示，他們雖然消失在「敵營」中──如果允許作這個比喻的話，卻促成了敵營性質的改變。
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文苑英華》，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景印，1979。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王通，《文中子中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浙江書局本，1989。
王勃著，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