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3-10-03

  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恢复和加强了各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组织与活动,明确提出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和监督作用。这样,逐步建构起我国政党制度权威。“中国政党制度权威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它还包含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个整体。”〔7〕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两方面是中国民主质量提升以及与西方民主不同的显著标志。 加强了立法和司法制度建设,一大批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关的法律已经建立,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规范。重建了各级检察机关,恢复了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恢复了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这是中国民主质量提升并与现代民主制度接轨的标志。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推广了企业职代会制度,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制度,这是最有特色的中国式民主之一。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了特别行政区制度。这是中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创造,使民主的范围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主制度质量的飞跃提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党自身民主化程度大大提高,共产党不仅是民主的领导者,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者,党内民主带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二是已经确立了民主的运行机制,特别是民主已经程序化、法制化,民主已经不可逆转;三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民主政治建设有了更为坚实的民众基础;四是民主制衡、民主监督得到了加强,任何人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五是勇于借鉴人类民主文明成果,肯定了民主是普世价值,为学习世界政治文明成果提供了条件;六是涌现了一大批中国特色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民主发展质量的飞跃提升特征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主已经实现了质量提升的飞跃,即由民主制度的初创发展到了体制民主的确立。
  
  三、在调整民主运行结构中提升中国民主的质量

  新中国民主制度创立以来,民主的质量在不断提高,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为明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愈发展。”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的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民主也不例外。只有不断调整民主的运行结构,使矛盾存在的各个方面发生有利于民主质量提高的积极变化,民主才能不断得到优化。
  第一,调整民主的运行结构,一定要提高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形成强大的公民民主力量。在民主制度下,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得到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否认个人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和对他人权利的剥夺,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最容易为群众接受。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就可以自发产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对儿皇帝也虔诚顶礼膜拜的国家,听命于官,受命于官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习惯成自然,反民主的情绪根深蒂固,对民主前进潮流有着不可小视的巨大阻力。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出现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很多人明知不对也向权贵投降。都说民主好但为了民主舍生忘死的虽然有但不多,因而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就一点也不奇怪。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公民民主意识还不强,公民的民主素养不高,我们要通过各类民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的两方面提高公民参与的民主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民主力量,民主才能不断优化,让民主制度造福人民。
  第二,调整民主运行的结构,必须强化公民在民主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在民主中的决定作用,为民主运行提供良好的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民主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现在的民主,人民群众在民主运行中的地位十分薄弱,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群众真正能当家作主的地方并不多,特别是在选择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地方,一般都是由上面指定,群众基本上说了不算。民主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群众自己作不了主,很难说民主的质量有多高。各类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是人民的代表,代表的实质是人民的代理人,代理人理所应当由委托人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现在的问题是代理人权力大,委托人权力小,发展下去必然是代理人有权,委托人无权,民主的运行规则就没有了。我们社会中的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十分猖獗,关键问题是委托人没有约束力。因此,我们调整民主的运行结构,一定要强化公民在民主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公民在民主中的作用。要通过制度安排,让人民选择官员,让人民监督官员,让官员听命于人民,让国家权力在人民掌控中规范运行,中国的民主质量就大大提升了。
  第三,调整民主的运行结构,必须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的科学合理。民主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产生和配置问题,提升民主的质量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产生和配置的优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权力产生和配置,要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更合理地科学配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相当多的是内部控制指定的,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很差;其次是代表不是职业代表,平时有自己的其他工作,基本上无暇顾及国家大事。三是代表的身份重复,有的既是人民代表,有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又是政府官员或司法机关的人,是其他权力的行使者和被监督者,国家权力的配置无法实现有效制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的重大事务要由代表大会决定。要做到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做到管理和监督平衡,管理与市场需要对称。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受的制约程度又很小,膨胀的权力和制约的力量相差悬殊,很不对称,因而在市场条件下,很难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要通过改革建立公正有效的监督机制。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机关相互监督的原则多,具体细化可操作的硬约束监督比较少。我们一定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合理分割国家权力、各国家机关相互监督权能上重新定位,在人民代表大会框架内把国家机关相互制约的权能分配好。

第四,调整民主的运行结构,要特别重视民主监督力量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民主制度仅靠执政党自己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舆论对民主的监督作用。民主党派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定位是参政党,是社会各界别中有广泛影响的组织,我们要放手让他们对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有效监督。我们千万不能满足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说几句好话就沾沾自喜,而是要从民主党派那里听到一些平时难得听到的意见,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有益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这才真正有利于民主的发展。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给以新定位,让民主党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会因为讲了真话而在政治上受到牵连。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有些人什么都不怕,但怕舆论,充分说明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南京市委书记最近也公开讲,舆论监督是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监督。我国现在的新闻舆论受到的控制太多,极不利于对政治活动的监督。舆论控制的结果使多侧面、多角度、多渠道的社会透视变得单一狭窄,所有的社会舆论完全被一种统一口径的宣传所代替,它必然造成信息反馈的失真,有时甚至误导人们把谬误当真理,大大影响人们在民主政治上的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也使社会舆论在政治监督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化归为零,大跃进和浮夸风导致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从宝贵的民主政治发展失误的代价中得出教训,在民主体制改革中作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充分保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把党自己很难察觉或一时没有察觉的问题,通过新闻如实地摆在党的面前,促使党迅速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纠正。我们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我们不怕负面报道,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这既是对人民负责,也是民主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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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荆正明.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新贡献〔J〕.天府新论,2010,(1).
  〔6〕郭玉亮.近两年来关于“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研究综述〔J〕.天府新论,2010,(1).
  〔7〕孙景峰,汪风敏.政党制度的建构与重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完善的契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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