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反西方情绪。

  这种自上而下弥漫开来的反西方主义,是否象有的评论所说的,象征着“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觉醒或建构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反西方主义是否等同于现代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构,是否有可能通过反西方的情绪煽动,而简单地加以解决?如果不能,又如何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比较起其它问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也许是应该引起公众重视的问题之核心所在。

  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1]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2]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3]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无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然而,对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如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也就是说,原生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形式性的外壳,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这样一个外壳“实”起来,在其内部拥有实在性的内容。

  认同民族主义的外壳,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和对抗,就可以实现,而确立其独特的内涵,则复杂、困难得多,因为它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凭藉,需要实实在在地建构和再创造。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西欧、北美的民族主义形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溯迷离起来,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民族危机的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发生着冲突。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象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宪法这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显得分外单薄。[4]这样,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


 反西方主义是一种粗鄙化的种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党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比如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对象,或者回归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重新弘扬儒家的价值理想等等。但是,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党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现代的政治认同,其实质依然等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一些时段的历史检验——暴露出无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拙处,很快被时间所抛弃。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尊被抽空了内在灵魂的蜡像或稻草人,无法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徒有虚张声势而已。

  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本世纪初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尽管义和团是从反抗西方的强权伊始,有令人同情之处,然而,由于这种“爱国”的反西方主义不具有任何现代性的精神内容,甚至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质无疑成为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族主义。这种发端于社会底层的粗鄙化的种族主义,又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为认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性格,一方面容易与知识分子中的民粹意识合流,另一方面也更乐意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抵抗现代变革、维持现实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现成的社会资源。

  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赖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晰可辨。有评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其所凭藉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和平的、温和的和非扩张性的。固然,中国文明不同于伊斯兰文明,较少具有极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可能是“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圆了所谓的“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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