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2.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3.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将民权置于法律、宪法之上
　　20年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4.甘当“公仆总统”，图谋民生幸福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总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14］
　　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还深刻地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是政制、党制如五院制、“以党治国”、地方自治等，还是军政、训政、宪政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理论上均出自孙中山的初衷。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异化，如民权主义变成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但是，毋庸讳言，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被国民政府加以实践，从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