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后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多次提到中国的外交政策。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他说：“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通过这些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赋予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新的内容，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三、“两个转变”的时代意义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形势，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决策，并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付诸实践，从中表现出的处事方法、精神品质值得后来者学习。

　　(1)“两个转变”对时代问题作出的科学定位，对我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得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保证。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从战略高度给我国以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两个转变”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时代问题，改变了过去认为只要有帝国主义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为我国重新确立工作重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证。

　　(2)“两个转变”的提出，为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外交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一条线”的战略已不能适应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必然的。而“两个转变”使得我们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不以个人好恶评判是非曲直，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同时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解体后，我们与各独立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在周边，我们同印度、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同东亚、南亚的外交关系日益正常化，特别是同越南从敌对状态走向对话，乃至两党两国恢复了正常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3)“两个转变”的提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邓小平用马克思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得出来的，体现了邓小平的大局观和宽广的眼界，即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眼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从大局出发，整体上把握时代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工作重心的转变，必须要认清国际大局、国内大局，要从纵向方面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区别；要从横向方面分析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认清本国国情，这些都非常人所能做到的。邓小平的“两个转变”，正是用大局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典型事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不落伍，才能制定出与时代同步的外交政策。

　　(4)“两个转变”的提出，是我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的光辉典范，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精神品质。求实精神，就是尊重客观实际，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同样，未来的发展也要遵循这一思想路线。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而变首先要思想变，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实精神，务实态度，增强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感、主动性，使得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参与下，我们调整了外交政策，与许多大国消除了隔阂，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使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间矛盾与斗争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更应该发扬求真精神、务实态度，从世界大局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出科学、务实、灵活的外交战略。

　　黑格尔说过，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远大目光，审时度势，开拓创新，破除传统观念，高屋建瓴论述了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并在实践中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奠定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对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