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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