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康德拉季耶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著名的的这种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周期波动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减慢，而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波衰落期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
　　
　　3、长波具有规则性的发展周期，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康德拉季耶夫承认“长波”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尽管目前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法描述它的产生机制。但他确信，与中期波动一样，“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原因”，而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因素(如技术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造成的。他认为偶然因素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1)尽管不能否认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强度的很可能是客观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技术的发展状况”，“科学发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给生产技术带来实际变化，如果有利于采用新发明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用处”；(2)战争和革命并非完全是由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起源于经济生活步伐的加速和紧张程度的加强，起源于争夺市场和原料斗争的加剧，而社会动荡则在新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下最容易爆发”；(3)至于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由于世界经济“新的高涨使得有必要和可能去开发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世界经济的扩展限度取决于老牌国家对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要求的迫切程度；(4)黄金产量的增加，是由于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而这种改善和勘查则是因为在长波下降过程中黄金价值与它的成本之比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不利了。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促使在衰落期降到谷底的黄金产量开始微弱上升。在黄金达到它的最大购买力之后，高涨才真正开始，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外因论的反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技术的变化和应用、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黄金产量的增加都服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具备等内生的经济进程。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对导致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固有的那些原因展开分析，但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他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货物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它的生产需要有巨额投资，因而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这些基本资本货物是指“大型厂房、重要的铁路、水道，以及大型的土地改良计划等等……事实上，对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转折点的动力，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下降波的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革，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周期末尾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在这里，他既提到了制度的作用，又指明了下一轮上升的动力是在前一个周期的下降期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内生变化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不够明确，他关于“内生性原因”的观点也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要论据，但其中一些闪光的思想还是启发了后人的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长波理论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此时，否定长波存在的学者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作用的不断消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积累，第四次长波以危机和滞胀再现下降波，又一次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熊彼特学派、福雷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门施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篠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长波理论；比利时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则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他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实现长波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尽管如此，长波理论至今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多没有搞清楚的领域，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空白点。英国经济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年代》这本书中说：“从康氏长周期理论出发，往往可以作出极为正确的预测，这在经济学上倒是少有的情况。这种准确预测的现象，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经济学家，均深信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其所以然罢了。”尽管许多学者对长波的原因和长度以及起止点的划分至今仍有不同的见解，但大量研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事实却不断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客观存在以及据此进行经济长波预测的准确性，而且时至今日屡试不爽。现在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大约从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
　　历史发展到21世纪，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作为本轮经济长波核心国的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的拐点即将到来。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中的下降波，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正像康德拉季耶夫当初警告苏维埃经济不能不受国际经济长波的制约一样，尽管中国在这次长波中被许多人确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又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但能否把握好世界经济长波的节奏和运行轨迹，规避其负面影响，适时地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避免重蹈阿根廷和日本等国的覆辙，防患于未然，对我国政府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深入研究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观点，如何准确判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世界性经济衰退和危机尽早作出预报，及早进行事先防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