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上有着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结果是冲破了“两个凡是”，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第二次是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之争，结果是实行，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第三次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标志，结果是冲破了姓“公”姓“私”之争，开辟了探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思路。正是这三次思想解放，才成就了中国今天的新面貌。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三次思想解放的范围和力度大多局限于经济思想，而作为社会发展一体三位的另“两位”，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辅助力量——文化、政治思想，尤其是后者，却未能随着经济思想的解放而真正解放，最起码，没有解放到位，这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难以再有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为了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1]（p474）等方面，政治思想首当其冲。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文明建设角度来看，进一步解放政治思想都是当务之急。而政治思想的解放，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进一步解放的先导。）

　　一、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解放进程

    政治思想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一）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政治思想解放史上的大跨越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精辟的剖析，他们首先是客观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曾经的革命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那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他们把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称为资产阶级“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激发社会生产潜力的一种肯定；马、恩更无情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随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一系列伟大著作的问世，资本主义无可辩驳的历史归宿被清晰的揭示出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科学结论。

    列宁在苏联建国伊始，依据马恩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根源的分析和对为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取消了商品、货币——这两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行其道的经济细胞，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战时共产主义使苏联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列宁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掘并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货币和交换，部分恢复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摒弃资本主义,而应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要求无产阶级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2]（P49）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对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和进步因素的充分肯定，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这同样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以来，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需要，传统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一直是：否定，从辩证的否定发展到全盘否定，致力于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罪恶，几乎摒弃了积极、合理、进步因素。更为遗憾的是，这一段对峙成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高峰，反而成了国际共运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逐步衰落时期，最终导致了苏东巨变。这是严峻的事实，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仅要反思自身，还要反思对手；不仅要反思社会主义，更要反思资本主义。单从意识形态出发，从对立面斗争的需要出发，而不正视现实和事实，盲目夸大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正是这种理论和现实的严重脱节，使人们的思想从盲从盲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面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导致了八十年代几乎波及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教训是深刻的。

    邓小平汲取了教训。他以一个“实事求是”派的坦荡胸襟和政治家的宏畴大略，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划界和社会主义至上的态度，提出“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3]（p168）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3]（P330），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p373）小平没有简单、抽象的否定资本主义，而是一方面尊重别国依据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选择，决不对别人指手划脚，一方面撷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华点为我作用。他一再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3](p318)，“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4]（P318）“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3](p319)综观小平的思想，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超然的：他不仅做到了结合我国实际看待社会主义，还做到了结合他国实际看待资本主义，他对资本主义是辩证的肯定多于否定。从辩证的否定到辩证的肯定，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极大发展和突破，使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中国当代政治思想解放的先声。正是超出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拘囿，中国的历史才有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篇华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二十多年特别是十三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政治文明，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1]（P29）这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肯定，是小平政治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延伸。

    除了中国，其余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革的同时开始了更新思想认识的艰难探索。

　　（二）形式上的倒退，思想上的前进

    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是倒退还是前进？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即商品活动活跃起来,城乡市场趋于恢复,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认为俄国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他们十分欣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无货币、无商品的情形,认为现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甚至有的人为此退却而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齐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5]中国改革面临的非议和责难更为庞杂，农村改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倒解放前”的抱怨；兴办特区，有人发出“只有那面旗子还是红色”的悲叹；“建立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体制”刚一提出，北大教授解万英就愤然跃楼，为传统社会主义峋道……各种阻碍，均源于思想认识，尤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在阻碍着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