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引言：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於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干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面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剥削
不能仅仅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的名义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顺从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的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
（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是仅仅转换头面人物。
（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它不仅从“里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从“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骗来为神话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
（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民间”组织。失去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关系恰好给民间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
（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非帝国主义的主体来表达的。“新闻报道”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在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
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的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此全面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
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主认同，或将其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文化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其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的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的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掩盖由于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讯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传媒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利的来源之一。 越来越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从大众媒介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传媒通过有名气但在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年到1990年间，电视机台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受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既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於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在“地下经济”的层面上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分开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为了消除这样的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了一种反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是少数富人空前的富足)，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散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又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革命性的或寂静的主观反映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方面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干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面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些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的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剥削
不能仅仅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的名义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顺从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和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的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
（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是仅仅转换头面人物。
（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它不仅从“里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从“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骗来为神话帝国主义势力的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
（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民间”组织。失去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关系恰好给民间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
（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非帝国主义的主体来表达的。“新闻报道”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在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
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的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此全面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
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主认同，或将其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文化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其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的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的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掩盖由于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讯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传媒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利的来源之一。 越来越大的一个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从大众媒介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传媒通过有名气但在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年到1990年间，电视机台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受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既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信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