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商业活动，并且用轻蔑的眼光来看待放债者。犹太人最终会这样对自己说：如果犹太人真的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么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


　　另一种可能的对待方式，是否定犹太人真的是象所描绘的那种形象，同时试图说服他们自己（顺便也说服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根本不是什么唯利是图的、自私的、冷酷的，犹太人实际上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仁慈的、关心理想的（而不是关心物质产品的）。这样做，比对依赖货币价值和不受感性影响而作交易的市场进行攻击和赞美政治程序，并把按着善良的人们为了其同胞的利益而管理的国家奉为理想，能好到哪里去呢？


　　是我在以色列的经历，最先把我引到了关于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这种说明上来。在以色列逗留了几个月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想对关于以色列的价值观念问题的任何方面予以概括，最快的捷径就是先看一下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与犹太人相符合的真实情况如何，然后再反其道而行之。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城市居民，而几乎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在以色列，农业出商业享有更高的声望。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避开某一方面的兵役活动；以色列人高度重视军事，并且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军事力量。


　　上面这两种逆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需要的产物，但是请让我继续分析下去。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意第绪语或拉地诺语是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在以色列，这两种语言都受到蔑视，而希伯来语是国语。


　　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重视智力活动，而却极端鄙视体育运动；在以色列，对体育运动的注重是空前的。


　　而至于下面这一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古代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犹太人被称为优秀的厨师；在以色列，家庭、旅店、餐馆中的烹调通常是非常遭糕的。




　　难道不应该把这一记录解释为这样一种（毫无疑问完全是下意识的）企图：向全世界证明众所接受的犹太人形象是错误的吗？


　　我就是以这种万式来理解威尔逊与斑菲尔德所提出的如下论证的：犹太人（及“杨基佬”）倾向于接受一种出干公共利益的“社会服务观念”，并且以比其他大多数团体较大的比例来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直接的个人利益。


　　我同样也是这样来理解富克斯将犹太人的“自由主义”追溯到犹太人的价值观念上来这一尝试，以反犹太评论家对松巴特的著作的这种消极反应。如果你们也象我一样，将竞争性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对个人自由，对科技及人文学科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对为一般人所提供的可能的最广泛的机会来说，看作最为有利的经济制度，那么，你将会把松巴特赋予犹太人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看作是一种崇高的赞誉。你也会象我一样，把他的著作看作是亲犹太人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在尽你的最大努力来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犹太人致力于无私的公益服务；商业及货币贷放是他们的不利环境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活动，而与他们的天然喜好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你将会把松巴特看作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的著作恰恰是要加重你们正与之战斗的那种形象。以这种腔调，《世界犹太人百科全书》在其关于松巴特的文章里会这样说：“他指控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着重点是我加上去的）。


　　我相信，最后这两种说明的互补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将对芸芸众生的服务置于对个人、及对个人亲密的家庭的关心之上——将政府工作置于私人业务之上——将政治活动置于商业活动之上——将对人类的博爱置于对个别人的爱之上——将社会责任置于个人责任之上。这样的价值结构从何而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为犹太人所极大地促进的（出于科恩所提到的那些原因）那种集体主义思潮。


　　现在暂时地来考虑一下某位热衷于本瑟姆功利主义的、19世纪英国的哲学激进分子——大卫·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甚至托马斯·马尔萨斯——对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的反应。他们中有谁会把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这一断言称之为指控吗？他们会把这一断言称作崇高的赞誉。他们会把对合理的利润计算的普遍重视，看作是为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所必需的东西。他们会把对个人（而不是对社会）的注重，看作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等等。






结论



　　综上所述，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几种主要原因是：（1）19世纪欧洲的特殊环境，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将赞成市场的政党与国教结合起来，从而使犹太人站到了左派方面。（2）犹太人要向他们自己及全世界证明那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之不正确性的、下意识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两种主要力量又为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遗风所加强，而且犹太人的观点的转变，也是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遗风的作用下具体地进行的。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遗风，使得他们对非正义的事情特别敏感，同时对慈善事业特别尽心。这两种力量同时也为那些使得知识分子事先倾向于左派的任何因素所加强。


　　不论这一解释对于作为我的出发点的那一似是而非的问题来说，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与他们的自身利益相对立的。这一冲突几乎一直是潜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西方社会中，只要大规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那么。促使犹太人改变其命运、提高其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经济动力，就绝不会为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说教所阻碍。他们可以在享受由反抗那种反犹太主义的形象而获得的愉悦的同时，从那种形象所描会的那些特征中得到好处。从一种更为微妙、别且更为复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处在那种富有的、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行动的祉会主义者的位置上——在所有的种族与宗教背景中——通过一方面享受由他们的资本主义遗产所带来的愉悦与舒适，一方面又指责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空谈的社会主义者陶醉于伪善的美德之中。




　　随着政府规模的日益扩大，随着集体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一冲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了。我已经着重指出了以色列的这一冲突，它导致了赋予市场力量更大的作用，而远远超过了早期领导者的思想意识所预期的程度。这一冲突最近在美国的出现，使我感触颇深。这一冲突是针对参议员麦戈文，以其倒运的总统候选人身份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而产生的。他的关于确定遗赠的最高限度的早期建议（后来撤消了），在某些原可期望为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或者已经是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的人们那里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了解到；他的措施——与他们所宣称的思想意识完全一致——将极大地妨碍社会的与经济的向上流动性，而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是这种向上流动性的受益人。


　　也许，这一冲突的真实存在将会结束（至少缓和）作为我文章题目的那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将是具有侵蚀性的集体主义乌云中的一点小小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