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的语言暴力

台湾2004年的“总统”大选，陈水扁大打“认同”牌，以认同台湾与不认同台湾，以“爱台”与“卖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的对策打击对手，用极端意识形态取代台湾社会与民生议题。四年来，陈水扁政绩平平，他意识到靠民生政策之争无法获得选举胜利，于是通过“认同”牌来转移民众视线，以致造成意识形态泛滥，偏离了台湾社会正常的发展。他声称，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也是“不爱台湾”，一种话语霸权和语言暴力甚嚣尘上。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的十年“文革”，在那个年代，也是各种帽子满天飞，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走资派”、“保皇派”、“牛鬼蛇神”、“资本主义的毒草”、“汉奸”，所谓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台湾也实行了台湾式文革，台湾的民主政体被这种语言暴力严重污染。

从“外省人”、“中国人”，到“爱台”、“卖台”、“中共同路人”、“台奸”，再到“流产的七日政变”和“流产的军事政变”，台湾社会遭到了语言暴力前所未有的摧残与破坏，台湾民众遭到了语言暴力空前的凌辱与虐待。整个社会人为地撕裂为两大阵营：不是“爱台”，就是“卖台”；不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他们甚至要外省人（中国人）滚回大陆去，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尴尬。政治意义上的暴力既包括有形的暴力（如肢体冲突，武装政变），还包括无形的暴力。语言暴力就是一种无形的暴力。相对于一般暴力，语言暴力杀人于无形之中，而且破坏力更强更持久。价值的沦丧，正义的失范，社会的沉沦，人心的冷漠，伴随着婚变、家庭破裂、移民、自杀，形成台湾政治生态的另一个切面。语言暴力真像一种“政治病毒”，人们一旦“中毒”，就会“失去理智”，“即使是亲朋好友同事，一旦立场不同，就是非我族类，一概吠之咬之，非置于这些异类于死地不可”。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赢家却是那些语言暴力的操纵者。他们垄断了“爱台湾”的“专利权”。本来，“爱台湾”是民进党赖以起家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确定了台湾的主体性，肯定台湾文化的尊严，“但在这些价值论述被民进党发展到极致后，却形成了垄断与专利，爱台湾与否被操作为是否支持民进党的指标”。这样，“爱台湾”也就由一种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语言暴力，成为打击异己、党同伐异的工具。

二、语言暴力：民主政治的病变

从本质上看，民主政治与语言暴力是不相容的，而语言暴力在台湾的发生至少说明，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在发生病变。

民主的精髓是调和与包容。在罗伯特·达尔看来，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前提：宪法对待它的成员应当把他们当做具有同等资格参与决策过程，制定社团未来决策的平等个体。民主政治承认社会的多元性和利益的分散性，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对于政治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已经包含了平等、公平、包容的价值取向。更确切地说，民主就是一种调和机制，它综合和协调多元的利益、政策和主张。有些理论家甚至认为，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使其避免多数人暴政的侵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仅要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更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而在现今的台湾，动不动就扣帽子，将所谓的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主政者透过‘政治法庭’，任意抛出几句‘形容词’，就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上，政府对民众是建立在责任政治基础上”，这与爱不爱台无关。凌驾于一切国家体制的“政治法庭”违背了民主的价值关怀。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它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不爱台”而对他进行歧视。即使他真的不爱台，社会公共权威也必须同等地保护他的合法权利。“在自由主义国家，只听说人民有不爱国的权利，没有听过国家有不爱人民的权利”。



语言暴力是言论自由的死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独立概念，而是一个关系范畴。言论自由也只有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理解，才具有意义。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是以不侵犯别人同样的言论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对称的、平等的。而语言暴力则是一种非对称的、不平等的言论自由。在台湾，爱不爱台的解释权垄断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不容别人质疑和反对，否则就会上纲上线，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质疑总统玩弄公投，就被指为‘反对公投就不是台湾人，而是中国人’；质疑政府的法案或预算案，就被指为‘唱衰台湾’；如今，质疑三一九枪击案、主张以验票澄清大选结论，又被指为‘政变’”。似乎唯一的法典就是：“反对我者，就是不爱台湾，就是国家的叛徒。”就连民进党立委沈富雄也遭到民进党的语言暴力。沈富雄不满陈水扁把“爱台湾”作为选战主轴，道出了自己的社会良知，这实际上代表了台湾社会的理性声音，因而得到了国民党、青年学生、许多台湾民众的支持和响应。民进党上下却对他进行谩骂、侮辱，容不下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一切反映了台湾社会民主的病变。

三、民粹政治：语言暴力的根源

台湾出现的语言暴力，其实质是一种台湾主义，“福佬沙文主义”，台湾民粹主义。亨廷顿认为，当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严重滞后于被广泛动员的政治参与时，社会秩序就会发生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台湾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滞后的，比如还没有建立反族群分裂的法律和制度，而政治参与却在政客们“精神分裂”式的动员和操纵下空前高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对总统进行直选，实行公民投票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失序也就容易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社会还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认同危机。“爱台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效的选战“论述”，是因为台湾还没有解决核心价值观之争，这样选战不是民生政策之争，而是核心价值观之争。这种核心价值观就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与其说，陈水扁撕裂了族群，不如说，他反映和利用了撕裂的族群。民主政治必须首先解决核心价值观，即自我认同的问题，这是目前台湾政治症结的所在。这种自我认同不解决，民主政治也就难以发展，也将是台湾民众永远的痛。沈富雄有掩盖之意，但掩盖并不代表现实。李登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坚持将台湾认同进行到底。国亲企图回避这一问题，结果在选举中失利。

政治制度的滞后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加深，使台湾的民主政体发生了病变，民主政治堕落为民粹政治。“民族主义者要求他人承认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或种族。所有这些人要求获得认可的形式由于都建立在神灵和世俗之间或者人类社会之间的主观歧视之上，因此相对于自由国家的普遍认可就显得不尽合理”。国民党主席连战也看到，在台湾运动史上，“‘民主’与‘台湾人意识’是两个纠结在一起的推动力量。在党外时期的造势场合中，‘台湾人出头天’可以说是最平常的口号。但由于本土化与民主化互为表里，才会形成以本土化来主导民主化的形象，而造成台湾民主相当程度地扭曲，使很多人无法了解，对其它意见的排挤，与民主的精神并不相容；同时也使很多人误解，将‘爱台湾’与‘民主’划上等号”。

民粹政治就是籍民主的形式与外衣，来行专制与集权，而台湾民众在得到民主形式后，欣喜之余，忽略了民主的真正内涵，以及追求民主的核心价值。因此，在民粹政治的条件下，语言暴力也得以发生，因为民粹取代了民主，成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政治标准，语言暴力是这种政治标准的实现形式，因而民粹政治是语言暴力产生的根源。

四、民粹极权：语言暴力的可能趋势

语言暴力是在民粹政治的条件产生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民粹政治对民主政治的离心力，民粹极权是语言暴力发展的可能选择。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民主更多地是一种理性，而在一个不成熟的民主政体，民主更多地是一种激情，也恰恰在这时，民粹政治会填补理性的真空，尤其是在外力因素的影响下更是如此。法西斯政权正是民主政体在内外各种危机的压力下发生的病变，其实质是民粹极权。当前台湾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民粹极权的形成。就其内部来看，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和族群撕裂。就其外部来看，有大陆的打压，国际空间的萎缩。这使得民粹政治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如果得不到有效扼制，将可能变成民粹极权。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民粹极权的危险。学生的“野百合”运动和“孤挺花”运动，“民主行动联盟”的成立，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语言暴力的厌恶，对民粹极权的憎恨。“民进党一旦一党独大，绝对比国民党厉害。国民党被指为外来政权，背负原罪，民主无量，独裁却无胆。民进党头顶本土光环，俨然独占谁爱台湾的诠释权，真要蛮干滥权，也自居主流民意，谁反对，就送上帽子一顶”。



在短期内，民进党还不会放弃语言暴力，还不会放弃爱台湾的“专利权”，因为这是民进党赖以执政的本钱。“民进党以及陈水扁是以族群的论述来掩护它们在治国与操守的瑕疵，因此，一旦自宫，拿掉了‘爱台湾’的论述，民进党岂不成了一个空心政党，甚至有崩盘的危机”。要避免民粹极权，就必须终结语言暴力，构筑“中道力量”。台湾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之所以被称为“宁静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强健的“中道力量”。“这个力量反映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多数人获得物质的利益，也反映了多年的省籍融合使得人们拒绝激进的族群诉求”，“中道力量的优势是它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也许国民党亲民党代表着这种力量，它“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稳健发展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要防止中道崩殂，让中道选民有一个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