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登辉总统于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提出了台海两岸系「特殊国与国关系」（两国论）的看法。此一客观忠实反映台海两岸政治现状的谈话，却引起了中共当局强烈的不满，并发动所有文宣机器对李总统个人进行赤祼祼的人身攻击。众人皆知，两岸政治分歧由来已久，尽管彼此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应有各自表达自身立场的权利，然而中共一再针对「两国论」口出恶言，风度尽失，着实令人遗憾。本文论点认为，中共当局背弃一九九二年两岸关于「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在先，并且一再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工具刻意打压围堵中华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之后，台北被迫提出「两国论」，这意谓台北对北京当局的彻底失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决定采行此一预防性的战略作为，以追求国家利益及生存发展。

　　「一个中国」的迷思与吊诡

　　台海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治之后，在名义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共存的「两国」格局便已形成。然而受制于两岸政府僵化的「一个中国」政策影响，国际社会迄今仍无法针对两岸「两国」的客观事实在法理上做出合理可行的安排。一九七一年之前，国际社会的中国政策受到台北「一个中国」原则的制约，一九七一年之后则是受制于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

　　事实上，台海两岸自一九四九年之后早已经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各自拥有其土地、人口、政府、国民意识等主权国家要件，以及宪法、国名、国旗、国歌等政治法典与政治符号），但却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本身即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如果两岸已经是「一个中国」，那为何北京当局一再强调「和平统一」呢？既然强调追求「统」那事实上就意谓着两岸目前是「分」的现实。从逻辑上而言，应该是先有「两国」然后再追求「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之后，中共就制造了「两个中国」并存的事实，因此创造「两国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台北的政治立场似乎比较合乎事实逻辑，亦即「『一个中国』不是在现在，而是将来民主统一之后，才会有『一个中国的可能』」（注一）。

　　北京当局坚持两岸目前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乃是昧于历史与现实的，从情、理、法的角度论辩均有其盲点，更缺乏说服力。因此北京同时从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角度切入，试图以「力」迫使国际社会接受其「一个中国」的迷思，又以「不放弃对台动武」的霸权手段持续向台北施压，制约台湾人民的政策抉择。换言之，中共今日对台政策的本质即为结合权力运作（霸道）与宣传欺骗的手段来支撑其虚拟的「一个中国」迷思。然而事实证明中共坚持此一超脱现实环境的政策并无助于两岸关系政治分歧的解决。

　　台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风险

　　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在九０年代初期继续坚守「一个中国」的基调，风险与利益完全系于中共的善意与否而定。由经验论观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往往使得台北在策略上处于被动，并受制于北京。台北坚持「一个中国」的风险来自于国际形势比人弱的无力感，尽管台湾内部赞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人士策略性地将其界定为「一个中华民国」，以试图在两岸分歧的政治立场中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建构两岸的交集点，求同（均为一中）存异（各自表述），而且也不排斥未来两岸追求统一（一国）的机会与可能性。但是此种善意的主观意识却经不起国际社会现实的摧残以及中共当局毫不留情的反扑。中共不断地以「一个中国」为工具在国际社会及两岸之间打压、矮化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和地位，诱使台北进入其精心构陷的「一个中国」框架之中，并力图迫使台北最终向其称臣为止。换言之，北京「一个中国」的思维逻辑完全和台北的「一个中国」概念南辕北辙。台北要的是现阶段对等的和平共存，未来追求两岸统一；北京要的则是现阶段不对等的和平共存，尽快实现兼并中华民国的目标。事实证明，九月廿一日台湾大地震之后，联合国在秘书长安南「一个中国」的原则及中共幕后运作下，同意派人协助「中国台湾省」救灾的谈话（注二），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及国家利益，坚持「一个中国」风险之高。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的心态与策略更加印证了「一个中国」原则对于维持两岸和平共存，「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可操作性，以及中华民国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中共背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

　　多年来中华民国始终以善意的态度与具体行动，致力推展和平、对等、互惠与建设性的两岸关系。一九九一年五月台北正式宣告终止实施长达四十二年的动员戡乱时期，该年修宪时，增修条文第十条将中华民国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澎、金、马，「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注三）。这些都意谓着台北早就已经片面放弃对中共动武的政策，代表着善意，向北京传达愿意经由对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讯息。

　　一九九二年台北针对北京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做出有条件的让步，亦即双方达成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共识。海协会并在同年十一月二日电告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注四）。两会在一九九二年针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弹性做法，「同意彼此不同的观点」应该是值得鼓励与肯定的，因为有了一九九二年「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才使得一九九三年「辜、汪新加坡会晤」得以实现，并签署了四项协议（注五）。

　　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九二年北京所展现的弹性与务实基本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运作。北京在一九九六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之后迄今，一再公然否定两岸两会之间曾经就「一个中国」原则有过「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甚至扭曲事实，只强调两岸之间只有针对「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了共识，没有「各自口头表述」这回事。其实任何稍具逻辑与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直觉地反应，中共说的是真话吗？台湾会在一九九二年如此愚蠢地向中共签下了「卖身契」，做出坚守对其不利的「一个中国」共识，而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吗？走笔至此，两岸之间的是非曲直已经是不言自明了。我们可以就一九九二年两会协商时的情境做出下列合理的分析：对于北京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对其有利，因此是它所坚持希望得到的。对台北而言，「各自口头表述」提供了台北弹性解释「一中原则」的空间，留下了退路。因此在相互妥协的情况下，双方在「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下，确保各自的原则与立场，虽不满意但也勉强能够接受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创意的展现，值得珍惜。


　　过去数年来，台北为了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共识，因此对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都不脱「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范畴。无论是「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一国两队」、「一个分治的中国」等等，都反映出台北尊重两岸共识的诚意，也唯有如此做，台北才能兼顾外部情势的需求以及内部人民的期待与压力。台北希望北京能够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口头共识，体谅彼此的困难，将高度争议性的主权问题暂置一旁，先务实地就攸关人民权益的功能性与事务性问题协商解决，加强两岸人民交流，相互展现善意，彼此提携，「中国人帮助中国人」，为日后统一工程创机造势。然而此一大陆政策，却被北京当局的霸权心态所完全否定。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间，两岸关系浮沉动荡都是肇因于双方政治立场的分歧，而中共不愿务实地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更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两岸民间过去十二年来所累积庞大的交流量却无法发挥国际关系「整合理论」所提出的「扩散效应」去影响改善两岸的政治关系。

　　一九九六年九月，当中共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国际社会公开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三段论」）时，两岸在一九九二年获致的共识，已经因为中共的背信而宣告瓦解。北京在一九九五年片面推迟第二次「辜汪会谈」的举行，片面终止履行两会人员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问题的作法，以及一再以武力恫吓台湾的行径，两岸交流十二年所累积的利基已逐渐消蚀。更有甚者，中共利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悲惨时刻，「趁火打劫」，政治矮化中华民国的言行，两岸关系只有「渐行渐远」可以形容。大自然让台湾承受了惨痛的代价，提供北京当局一次宝贵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机会之窗，但是此一窗口就让一些鲁莽的北京政客给关闭了。

　　「两国论」－预防性战略的思维

　　当李登辉总统于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九日经由德国媒体对外宣示，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后，这意谓着台北长久以来积压于内心，对于北京当局霸道、打压、羞辱、刻意拖延处理两岸交流失序问题的不满与反击。从理性决策模式分析，台北势必评估也了解「两国论」对于国际社会与两岸关系所将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十多年来，在一再委屈而无法求全之后，台北的「两国论」似有将台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气氛。「两国论」出台的立即效应便是将北京长久以来精心地以「一个中国」为框架，企图和平兼并中华民国的战略布局给打乱了。换言之，中华民国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导的「一个中国」赛局失去了兴趣，准备重新开启两岸新的赛局。由于北京的背信、霸气与傲慢，一九九二年两岸两会好不容易达成共识所形成的战略缓冲空间也已消失殆尽。北京的不智作为先是迫使台北，然后也间接迫使自己必需去面对台北「两国论」所形成的挑战和压力。很显然地，中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策略并未奏效，而情势发展至此，台北与北京均是输家。

　　「两国论」的出台意谓着台北将从过去受制于中共的谈判格局中重新出发，并且准备和北京进行一场对等而有尊严的政治谈判。事实上，任何理性而有智能的谈判者，都不可能愚蠢到去和对手进行一场已有预设谈判前提、谈判结论、以及将自己变成谈判标的物的「谈判」。果真如此，那不是谈判而是投降。过去多年来和北京交往的经验已经让台北获致教训，北京并不想在对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商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北京只是想「和平兼并」中华民国，完成一九四九年尚未结束的国、共内战残局，以「中央对地方」的心态来和台北互动。事实已经很明显，两岸在政治分歧上根本没有交集，中华民国更不可能自毁长城去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两国论」的提出不论是从战略布署以及国家利益维护的角度而言，均有其重大的意义。台北若是为了向北京表达善意而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北京却不相对回报同意「各自口头表述」的善意空间，两岸关系如何良性互动下去？如果北京坚持要「一个中国」，为什么台北不能坚持「各自口头表述」呢？

　　结论

　　综上分析，台北系被迫地将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架构上，尽管如此，两岸未来时机、条件成熟追求统一的机会之窗依然是存在的。诚如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起所指出的，「两国论」之后，政府将「不修宪、不修法、不收回」，大陆政策本身没有任何重大改变与修正。台北希望的只是北京能够尊重两岸政治现状，摆脱「一个中国」意涵的争执，在对等的基础上，「两岸可以针对双方所面临的问题无所不谈，其中当然也包括大陆当局希望的政治谈判」（注六）。两岸关系能否改善，端系中共当局一念之间了。

　　注释

　　注一：总统接见国际扶轮社三四七０地区社员代表（有关两岸关系新定位谈话），总统府新闻稿，民国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第四页。

　　注二：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谈话，联合报，民国八十八年九月廿三日，第二版。

　　注三：同注一，第三页。

　　注四：「海协会：盼及早继续两岸文书会商」，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二版。

　　注五：这四项协议是：一、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三、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四、辜汪会谈共同协议。

　　注六：详参大陆委员会苏起主任委员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记者会报告事项新闻稿，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