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外交另一份金子是在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之后被发现的。当时廖仲恺的保险箱被陈炯明军发现，其中有几封孙中山指示阅后即焚的信和电报。此后越南和香港的报纸先后披露这些信和电报，称它们可以证实，孙中山通过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筹划建立中—俄—德联盟——当然“中”指的是广州政府。香港《士蔑西报》将中文原件和英译印成小册子，加引言说，“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同盟。”在这些函电公开之后，德国政府发表官方声明，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辛慈也称他没有为三国联盟进行过活动。
　　在屡遭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冷落之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并不是真正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绝望中的孙中山看到了苏俄革命的胜利，晚年的孙中山思想起了质的变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幻想。

　　二、弃帝联俄——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

　　1922年8月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的割据力量，倾向于支持其中两支，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陈炯明之争，见解虽因人而异，总体上却有利于后者。陈独秀还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
　　四五月间，陈独秀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却只主张各取所需。陈独秀说，干革命不能只靠军队，广大工人群众可以承担很大的任务。陈炯明说，现阶段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同日发表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次日党纲和党章在上海的国民党改进大会上通过。12日，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稍晚，越飞应孙中山之邀抵达上海。两人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和独立，俄国愿援助孙实现；并重申，俄国准备并且愿意抛弃帝政时代的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援助孙中山100万美元。
　　11月底，孙中山向国民党员演说，说明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最后他问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国民党“一大”开幕，孙中山主持并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随后在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首次写入“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以免除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并随后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作为一个世纪前领导中国那场宏伟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外交思想的主旋律是以主权、发展、平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外交。孙中山的外交转型理当引起国人更多的研究和反思。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崛起之路的孤独，也预言了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