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官本位”主义盛行。买官卖官、十羊九牧、寻租设租、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等等，导致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窝案层出不断，导致人民群众心中有怨气，恶性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严重威胁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2）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3）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4）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是首要的问题。
　　我国的选举制度不够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正真摆脱“等级授职制”，结果在官场形成了一套“潜规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要铲除官场潜规则，仅靠几个“严禁”或者仅靠一个“德”字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主体缺位。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依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用“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使主体归位。
　　3、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封建社会属于人的依赖性社会，采用的是“等级授职制”；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普选制”；社会主义社会属于人的自由个性开始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采用的社会主义的“普选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采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从逻辑上讲，“等级授职制”的合理性在于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普选制”的合理性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正真实现“权为民所赋”，才能切实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避免官僚主义，避免脱离群众，避免权力寻租。
　　4、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已进行多年，从领导干部终身制到等额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差额选举到直选，这就是选举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基层民主已经实行多年了，差额选举和直选也在试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就可以推广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是巨大的，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也来自我们思想的保守。我们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来克服这些阻力，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深化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因为“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已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也在节节攀升，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远远超过了“警戒线”。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只有39.74%，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6%，2009年，92%的全国职工仅占有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45%，而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只占全国职工的8%，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基尼系数高出国际“警戒线”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会失去民心，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
　　（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1、启蒙未竟，普世价值缺失
　　启蒙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启蒙往往被蒙起，直到今天，仍然未竟。1980年，李维汉与邓小平有一次谈话，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反封建是启蒙的内容之一，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确立现代性社会的普世价值。
　　“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确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我们“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2、确立普世价值，实现国民思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
　　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和谐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执政合法性的“元叙事”，而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包容和多元这些构成现代价值的基本“元素”则被抽离。中国的改革尚处在器物和制度层面，需要价值观的深刻变化，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不能分开的。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当家作主的政治需要，需要通过现实的运动，形成以“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公平、正义、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党的建设同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