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延安整风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