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约，而不可能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那样由一些政治领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而轻易地将群众动员起来了。
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主流。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一般来说，技术方面的经济效果决定实际生产单位的规律，……在技术的规模经济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产单位的规模也相应在较大。”（注：J.哈维：《现代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规模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国土原因而影响规模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资金转入跨国公司的发展，以使其形成规模效应。政治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国家分裂已经使很多原来的较大的国家解体而分成了更小的国家，当其规模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其分裂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从20世纪的实践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分裂已经直接危及了人们基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经很小。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新的组合。
其他经济处于发展上升势头的国家和地区的联合也成为一种主流，如北美经济区与欧盟的出现都是这种趋势的标志。这表明，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也会引起某些冲突，但联合与互利将会成为其主要的特征。
第三，文化民族主义在21世纪也会继续存在。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流的干扰则主要来自超级大国对其的滥用。比如，美国就通常使用西方的“人权”大棒来对付中国，也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问题和台湾独立来给我们制造麻烦。在世界的其余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尤其是通常利用西方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引起了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并激起了相应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这就给民族主义的发展增加了若干变数。对此，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警惕以避免其危害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在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中，加强本国的社会整合，以一种新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总的来讲，非理性的激情型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已经充分地爆发出了它的政治能量，在21世纪，它不会再有20世纪的声势，但很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用于操纵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当它成为这样一种工具时，民族主义本来的意义也许就会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