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作的批判，确也在相当程度上击中了西方社会及其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弊病，对後发展国家是绝对具有参考和警示的意义的。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分野，并不在於是否承认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而在於对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如何评价，以及如何才能使自由、民主和平等从形式的层面进到实质的层面（如是否要消灭私有制？是否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才能使存在於各阶级之间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现象趋于消失？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扬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两者之间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事实上，战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多方面趋同，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由於长期的激烈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隔阂和偏见遮蔽了人们的眼界，使多数人看不清、甚至看不见这样的事实罢了。更何况，在中国大陆，因所谓斗争哲学的猖獗，调和之论在当年足可构成杀头之罪，又有谁敢对这类事实正视一眼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冒出来发生作用；而且，其作用的机制常常不是以理论的形式，而是通过人们的某种实践顽强地表现出来－－所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能就在这种看似寻常、实则富含创新精神的实践过程中极为奇妙地实现！因为许许多多在观念上看来水火不容、绝对无法调和的东西，却可以通过无声的实践彼此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苏南模式，难道不就是在传统的血缘亲情和乡土伦理的基础上，将所谓社会主义的集体（社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才展示出一条崭新的不同于西方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吗？在笔者看来，如果推开去想，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很可能亦将在这类制度创新的摸索过程中实现。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其真正的文化要旨，正聚集於中华民族对当代和未来世界文明的这种独特贡献上！

    【注释】（1）、（2）、（3）萨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译文可参见《中国之春春996年第4期。（4）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北京之春》 1996年第10期。（5）拙作《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北京之春》 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