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为何要与中国交恶

　　（一）担心中国影响，利用中国困难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据印度学者表示“1954年尼赫鲁总理已感到中国偷偷走在印度前头的事实，他感到中国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出现。”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后，1962年夏印度报纸评论中国的困难“中国国内过于紧张，粮荒仍然严重，武装部队中存在着愤懑情绪……知识分子不安定……在西藏也有严重的麻烦……南面海岸受到蒋介石的威胁，因此不想在遥远的印度边境厮打……”。
　　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失当的过于乐观估计，尼赫鲁总理积极推动“前进政策”，贸然宣布要以武力“赶走”中国人。他最大的错误是认为中国不会还手。因为尼赫鲁“从美国、苏联获取的消息是：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助和顾问；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三年歉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领导层内有激烈斗争……”同时，尼赫鲁政府还期待趁着中国的困境，在利用边界争议获取领土利益的同时发展自身国力。1960年11月5日尼赫鲁就曾对记者说“任何国家的防御都意味着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化……”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后来也是这些与现实不符的形势判断造成了印度政府的战略决策失当。
　　（二）印度需要美援，美国扶印反华
　　自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美国就开始认识到印度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担心中国超过印度，便有意扶印抑华，使印度领先，成为亚洲“民主橱窗”，并通过借助印度的影响力来争取其他亚洲国家。直接的结果是到1961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之前一年，美国援大约占到印度所接受的外部援助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在获取外援和遏制中国问题上，印美之间达成了一定的默契。1962年印中交战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如果失去印度，就失去整个亚洲。”
　　（三）利用中苏分歧，一箭多雕
　　战后苏联国力强盛，1957年在美国之前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战后国际形势和东西方斗争的判断是，在核武器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只能造成双输的结果，因此再想靠战争已不能完全战胜帝国主义，苏联的实力已经超过西方，应当坚持靠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实现共产主义。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不同表述中不难看出，中苏两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是不同的，由此带来的两国对外政策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样的对外政策差异使得印度觉得苏联是追求创造和平环境，是不会支持任何过激的军事行动的。1959年，前苏联塔斯社和赫鲁晓夫就中印边界冲突所发表的声明，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中苏分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化，自然使印度政府格外高兴。因为同中国也有漫长边界问题的苏联，和印度有着共同利益。尼赫鲁在此时发出“区别对待共产主义”的论调，声称主张国际合作的苏联在“完成革命后已经到了正常状态……中国还没有渡过它的革命精神的最初迸发阶段。”这既是对印度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的表达，也是当时中国不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对外政策的反应。

　　四、关于两国进行战略决策的总结

　　中印边界战争的最终爆发是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所做的战略决策的直接后果，而战略决策的形成首先源自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即国际形势、双方现实国情、实力、潜在选择等等方面。虽然像尼赫鲁判断的那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或多或少因为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仍未消散的胜利情绪和革命热情所影响，更看重意识形态差异，对国际形势判断存在着某种偏颇。但在对双方国情、实力和潜在战略选择等方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领导人则表现出了超常的敏锐和冷静。虽然印度政府利用相对有利的国际地位，借助更加熟悉的国际规则，先期侵占了大面积中国领土，但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印中两国一个妄图扩张边境，一个努力维护领土的目的，其所分别对应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趋向无限而一个更加具体。因此，在印度接近盲目的战略决策引导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国政府的底线，也就一步步将局势推向升级，拖往战争的边缘，并且很难再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其脱离了实际需要的、过于庞大的政治目的。《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一书中记叙的珍贵史料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对形势的错误认识会形成错误决策，错误的决策必将推动矛盾升级，趋向难以调和而引发战争，同时错误决策的一方必然因为其政治目标过大而脱离实际，造成在战争这一激烈对抗中的被动和最终对局势的失控。所以，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与国矛盾的过程中，只有相对正确的战略决策指导才能在具体行动上做到张弛有度，保持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可控性，保证实现合理和有限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