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各国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虽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但各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主要与三种态度：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自由裁量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模式是以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规则推定模式，这种模式赋予法官很少的自由裁量权；第三种是规则推定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许多国际条约采用这种做法。
　　（一）自由裁量权模式
　　如前所述，美国本身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实践开启的地方，对该原则给予了高度的认可，最密切联系原则广泛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然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的性质赋予了法官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司法的统一。为此美国法律也有一套相关的矫正法律。首先，作为判例法国家，“遵循先例”要求法官不能主观任意裁判。其次，美国法律也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作了限制。就是在该《冲突法重）》中规定了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指导原则，该《重述》第6条第2款规定了所要考虑的因素。
　　（二）规则推定模式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对最密切联系原则都持有谨慎态度。各国在承认最密切原则的同时也在立法上作了极大地限制。例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第1条的规定，该条首先规定了最强联系原则，以此原则贯穿整个立法过程。接着又规定了所有该法的冲突规则都体现了这一原则，表明立法者的立法自信，极大地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各国也接受“特征履行说”，根据该学说，在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未选择合同准据法时，应按合同特征履行性质确定合同的法律适用。根据合同特征选择法律适用，从而排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规则推定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
　　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广泛接受，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极大限制，国际条约的制定采取了规则推定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第14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1985年制定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结合了两大法系的限制方法。该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如果合同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由合同受卖方在订立合同时设有营业所的国家的法律支配。第2款列举了应适用买方缔约时营业所的国家的法律的3种情况。第3款规定：作为例外，如果根据整个情况，合同明显地与本条第1或第2款规定适用的法律之外的另一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则合同受该另一法律支配。这样在规则推定的前提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例外，做到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实现司法统一与个案公正的双赢。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运用

　　我国通过立法肯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运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合同领域，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同时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作为补充。
　　笔者对于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完善有几点建议：（1）完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相关细则。我国立法虽然肯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规定笼统模糊，具体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不易贯彻，或偏离该原则本身的价值。一方面，法官没有具体规则可以，凭主观判断；另一方面，导致法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如美国《冲突法重述》中规定了法官在确定准据法的的七个因素，对于我国立法具有借鉴意义。（2）以特征履行为原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特征履行原则本身就是为了矫正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而产生，同时也是对“法律本座说”的扬弃。以特征履行为原则，在保证合理适用准据法的同时，提高的了司法效率。如前所述，涉外民事案件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特征履行原则不可能一劳永逸，依特征履行原则确定的准据法明显不能实现案件公正审理时，法官便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国际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则，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准据法的确具有指导意义，它的出现也是国际私法在寻求司法公正，促进国际交流的结果。世界各国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态度，与其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各国对于该原则的立法对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新生产物，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以期为国际私法实践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