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境正义的缺位
　　上海国轩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项目旨在为电动汽车提供高效能的可充电电池，包括电池、电池组及电源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多个方面，而电池问题正是我国新一代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在发展过程中所亟待解决的重要瓶颈。另外，国轩在落户上海之初就与松江区公交公司就松江区首条纯电动大巴公交示范线路，签下电池租赁协议。可见遭遇当地民众普遍反对的这个项目总的来说很可能是一个环境利好的项目，这也是本案例和其他相似案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建设PX项目）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在松江民众提出质疑的理由中经常出的有如下两条，一是总部位于安徽的企业为什么会来上海建厂，二是有消息称国轩电池基地的项目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申请过，但均未过审批。自始至终，人们的讨论中似乎都未能体现出环境正义的理念。要知道，环境正义的倡导者会持有平等主义的观念 ，他们所举的旗帜不是“不要放在我家后院”，而是“不要放在任何人的后院。”
　　环境正义就是指在环境事务中体现出来的正义。从形式上看，环境正义有两种，即分配的环境正义和参与的环境正义。分配的环境正义关注的是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成本分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当公平的分配那些由公共环境提供的好处，共同承担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同时，那些污染环境的人和团体应当为污染治理提供必要的资金，而那些因他人的污染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应从污染者获得必要的补偿。在本案例中，民众和政府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即项目建成后对周边居民是否有明显的环境影响，以及该项目为什么偏偏选在上海。针对第二个争议点，国轩给出的一个理由是落户上海，正是希望借此与上汽加强合作。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包括当地政府）提到项目本身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更没有人会理性地去比对分析该项目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在整个抗议的活动中，最常见的是民众打出了诸如“电池厂滚出上海”的标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报道抗议活动的许多网站上，其留言板块显示广大的网友并没有站在上海松江居民的一边。诚然，民众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思考方式也并不应该予以苛责。正如阿诺德所说：“人类观察者不得不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时刻选择一个方向，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在笔者看来，在本案例中，造成环境正义缺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具体来说就是特定群体牺牲了自身的环境利益后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根据公共负担平等说和特别牺牲说，为了建构当前生态文明、顺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特别牺牲的特定区域或相关利益主体，理应得到环境法规则的倾斜保护及国家的相应赔偿，同时相应的受益者也应予平等分担。对于因公共利益遭受特别牺牲的，应以国家负担的形式，有组织地予以平均化，经由损害补偿而转嫁给国民全体。
　　（四） NGO的缺席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它具有三个基本属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环境保护NGO在公众参与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自发组织的群众相比，笔者认为环境保护NGO具有立场的相对中立性、更完善的组织性、更强专业性、更明确的宗旨性等优点。在本案例中，让人遗憾的是，就在国际上环保NGO的发展方兴未艾之际，在我国学界多年呼吁之后，我们仍未能看到NGO的参与。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由于某种原因聚合为一个群体的时候，该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夸大的情感等等。这种群体的心理特点，或许正是造成该抗议活动中缺乏理性对话的重要原因，而纵观上海市松江区政府针对该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政府更像是运用维稳的手段在应对一个群体性事件，而不是采取专业的态度在应对一个环境行政纠纷。在笔者看来，环保NGO在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群体”参与环境事务所固有的许多不足。

　　三、总结

　　上海国轩电池项目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事件反映出的我国环境行政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领域的角度，这些问题都应当受到关注。另外，据上海国轩公司副总经理徐兴无在5月15日透露，除上海以外，还有很多城市向国轩抛出了橄榄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希望电池项目落户该地。笔者也期望相关的城市能认真吸取上海国轩电池项目事件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创出在环境行政中公众参与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