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对合作的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国际制度来解决问题。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其高层决策者和学者也意识到：国际事务需要系统的政策协调，而这种协调需要国际制度。国际能源署就是在国务卿基辛格的促成下建立的。再者虽然美国可以单边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我们也看了，解决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时，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联合国的框架下，否则只会陷入更深的泥沼之中。武力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摧毁一个国家的国防体系，政府组织等，但在重建一个民族国家时是显得那么脆弱无力和无所适从。
　　就两个国家之间而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一鲜明对比昭示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国家对于国际合作的需求。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合作来解释美苏，中美的双边关系，但中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的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个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时典型的互有所需，而且随着需求的增加，容忍度也随之递增。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美国逐渐承认并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也更加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协作。从六方会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作用的重视和中国已然证明了的能起到作用的一种能力。同样，中国目前也无意驱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美国势力的存在可以有效抑制日本政治军事大国的企图，美国先进的科技技术也是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所依赖的。同时，两方在经贸方面有很大的互补性。“911”事件后，美国更加迫切需要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对其的支持与配合。奥巴马上台后，有关人士就中国方面提出“战略再保证”的新论调，传达出希望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的信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根敏感神经，中国通过参与合作可以换取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支持；美国可以通过在此问题上的支持可以激励中国更多的回应其合作的要求。之所以说容忍度增加，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横亘在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人权问题等都很少被提及，台湾问题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交往的密切同时也会带来麻烦的增多，但中美之间合作的大方向是不会轻易动摇的。
　　在地区范围内，成功的例证当然就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如果说欧洲的和平进程是打出来，一点也不为过。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战争可谓是不计其数。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遭遇使欧洲人痛定思痛，开始寻求保持欧洲和平的办法。从煤钢联营到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再到欧共体和今天的欧盟，这是一条曲折但甚为有效的道路。如今的欧盟，维护欧洲内部的和平已不是它的首要议题，因为一体化进程已在物质和精神上造就了欧洲人这个现实和观念。可以说欧洲国家间的联合达到了国家间合作的高级形式，欧盟成员国让渡了部分的国家主权。如今的欧盟致力于巩固、深化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确保欧洲的范围和地位。东盟同样寻求的是这种整合起来以扩大整个组织的力量的方式。在亚太地区，情势也很复杂，美国势力范围广泛存在，南亚印度是个有核国家，东北亚中国日益崛起，日本这个经济大国正在多方位寻求政治大国的道路，在这种夹缝中，各自为战只能势单力薄，沦为他人手中的工具。于是东盟十国选择了联合，整合各国的力量，协调内部的分歧，凝成一股力量在亚太和世界上出现和作为。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的奏效。在亚太地区，东盟也成为了颇有影响的一级。东盟地区论坛这个机制更是为中日等国的安全对话化磋商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另有三个10+1，一个10+3，一个10+6合作机制，东盟在亚太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东盟这批“小马”照样拉动中日韩这些“大车”。
　　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的表现与成立之初相比有了更大的进步。联合国在成立之初是针对政治安全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机构也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和期望。被美国独自操控的色彩逐渐淡去，也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喊话的场所。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其干预的程度还是有待商议的地方。“联合国以外的其他组织和确立某特定领域管理规则和标准的机制更受倚重”。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主要工具；自1947年成立以来到1993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为止，关贸总协定主持了一系列回合的贸易谈判，使工业国之间的进口关税降幅达90%，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近来，此次的哥本哈根大会，虽然大会没有通过决议，但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的相关人士共赴哥本哈根坐下来针对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谈判，就已经从态度上表明了国家间有合作的意愿，只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存在分歧。当然，全球气候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也使全球所有国家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商应对大计。
　　总的来讲，寻求合作是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出的理性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无论是两国之间的、地区范围内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更加合理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