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规定：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中，查明犯罪事实“是指查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以及其他与他定罪量刑有关的情况。”而这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明犯罪事实（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证据，也仰仗于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忠职守，积极提出能够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正确应用法律”，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将法律应用到已经查明的具体案件事实时，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做到量刑适当。”为了实现上述刑事诉讼法目的和任务，规定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形，一经查证，这无疑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从轻处罚。
　　“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仅仅指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的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依法处罚犯罪人，做到罪形相适应，罪当其刑刑应其罪，不过分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且经查证属实，被公安司法机关采纳，贯彻、体现和实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对犯作出相应的“从轻处罚”的裁判，这无疑是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精神和宗旨。
　　不仅如此，新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都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其中，“根据事实，是指辩护人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情况，包括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切事实情况。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在内；“根据法律是指根据与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有关的所有的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理所当然包括刑法在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具有刑法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时，辩护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以便公安司法机关采纳，并对他（它）们作出从轻处罚的裁判。
　　（四）增加“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真正强化程序辩护，维护程序公正，从而真正实现刑事辩护的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统一的维护司法公正职能。
　　（五）在“维护……权益”之前加个“以”字；在“其他”与“合法权益”之间增加“与案件相关的”限定词。
　　笔者之所以建议作如此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设定为目的，使之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行为区分开来，增强后者的目的性，表明辩护人实施这一行为是为实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服务的，而不是盲目的；二是明确后者作为目的，有可能实现——若能实现则最好，也有可能不实现。如果辩护人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做到了“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旨在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辩护人所无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公安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对其材料和意见断然拒绝采纳，依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为不利的裁判，不能苛责于辩护人。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的行为。”“即使是善良的事项，但如果不可能，法律也不强求。”这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和体现，也体现了法律对辩护人的公平。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将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次修改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心尽责，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其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辩护人不履行该责任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