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陆贾政治伦理无为求圣贤重民

　　论文摘要：陆贾是汉初复兴儒学的先驱，其代表作《新语》以孺家仁义道德为本，同时吸收了道法家的某些因素，提倡无为而治、求圣贤和重民的政治主张，为汉初统治者构建以道德为基础的统治提供了比较坚实的价值支撑，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包含有较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

　　陆贾是汉初复兴儒学的先驱，并以其特殊的贡献成为秦汉交替之际颇具影响的人物。陆贾的思想儒道杂揉，并吸收了法家某些因素，但以儒学为主。他在代表作《新语》中总结秦亡汉兴的政治经验教训，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德治方针，着重阐释了以仁义为体而以刑罚为用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大力培养和选拔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队伍的用人之道以及得之于民的重民思想，切实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工作，包含有较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具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仁义为本的政治主张

　　陆贾是汉初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他根据秦亡汉兴的史实，提出“攻守异术，文武并用”的思想，力谏刘邦以仁义治国，指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史记·哪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功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以“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不可专任“刑法”而需“行仁义，法先王”的道理，并在《新语》中确立了“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转为和平政治的总方针，得到了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为复兴儒学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作为汉初的儒者，陆贾高扬了作为儒学之标志的“仁义”思想。他把仁义作为批判秦苛法暴政的标准，确立先秦孺学的价值性、权威性和合法性标准。这就意味着汉王朝欲进行拨乱反正，就必须吸取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和治世方式。陆贾对仁义在治国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他将行仁义视为治理天下最主要的事情。《新语·道基》中指出:“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立，杖义而强。”《新语·术事》中又言:“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在陆贾看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讲究仁义道德，这是治国之本。据统计，今本《新语》中凡“仁”字二十三处，“义”字三十五处，“仁义”并称有十三处。通观《新语》一书，一以贯之的是以仁义德教治理天下的主题。当然陆贾的《新语》并不是先秦儒家的简单翻版，他的仁义学说充实了新的内容，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使之更切合于汉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区别于道家的重道而轻仁义和法家的重刑轻德，陆贾把仁义与道德相提并论，并认识到片面强调“尚刑”而排斥仁义的的危险性，吸取了《黄老帛书》中“先德后刑”的思想。《新语·术事》中指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姗，富于财而无义者仁;贱而好德者尊，贫而的义者荣”。《新语·本行》中还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刑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兴，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陆贾“以仁义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高扬了儒家道德，对于汉初实行长治久安之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

　　汉初大战初定，国贫民疲，当务之急在于与民休养生息。为此，陆贾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强调统治者从古代君王和秦王朝的覆灭教训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施行无为而治而使国家达到大治。陆贾在《新语》中对无为的作用大加赞赏:“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心，然夭下治。周公制礼作乐，效天下，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乃有为也。”这里的“道”显然是指治道，而“无为”则是治道中之最重要者。意思是说:一是认为无为乃最大之道，也是古圣王治国之道;二是肯定只有通过无为才能达到有为的目的。什么是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新语·至德》中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诉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译无夜行之吏，乡间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摩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相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在上述陆贾的“至德”之世中，实行的是儒家的礼义之治。它虽有礼所规定的君臣、尊卑、大小、长幼、强弱、贤愚的等级差别，但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并且这种和谐不是由严刑酷诛而是通过道德、教育、赏罚所维持和达到的。此外，陆贾还指出:周室之衰，社会道德败坏，政治紊乱，“大道隐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孔子“欲匡帝国之道，反天下之政，身无其位而世无其主，周流天下，无所合意”。于是“追治去世，以正来世;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使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为世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所行也。”陆贾认为西汉结束了纷争和混乱，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极好时机。

　　陆贾强调无为，但并不排斥有为，要做到有为而不妄为，主张尽量减少君主抬政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而必须以法度为准循守治政的原则。就政治措施而言，是指为政的简易，举措不众，刑罚不滥;就最高统治者的个人修养而言，是指在一定的法度内行事。《新语·慎微》中说:“因天时而刑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新语·无为》中也说:“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这里的“法度”就是就是按既定的政治规则去治事，而非任随主观意志去处理政事。只要统治者躬行无为之道，约束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尚德轻刑，使臣民各安其事，就可以达到理想的“至德”之世。陆贾无为而治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改善了当时统治阶级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求圣贤的用人之道

　　用人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和人民祸福。陆贾把用人问题同行仁义之政联系起来，不仅强调行仁义，而且主张用圣贤。他把仁义比作君主的“巢”，而将圣贤视作君主的“杖”。《新语·辅政》说:“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临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同得朴。”陆贾发展了先儒秦儒家重用圣贤的思想，并以古代圣王治国重用人才的成功经验为据。《新语·辅政》还说:“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陵契为杖，固安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陆贾通过对比古之圣王之政成功与秦政失败这一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结论:“故杖圣者帝，杖圣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馋者灭，杖贼者亡。”

　　陆贾主张在选择人才时，要力求选择那些圣者、贤者、仁者、义者，而力避那些馋贼之徒。而要做到这些，君主首先自身要做贤者、智者，注重以道德修身，以仁义治国。君主能否得到贤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是否身怀道德，施行仁义。《新语·思务》中说:“故仁者在位而仁者来，义者在朝而义者至。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其次，君主招纳贤才不仅要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而且要扶正压邪，亲贤人，远小人。为此陆贾以赵高指鹿为马的例子来说明统治者轻信馅按之徒颠倒黑白而造成祸国殃民的事实。另外，统治者选贤不能仅限于公卿贵戚，还要注意那些隐居穷泽的“不羁之才”。陆贾《新语·资质》中用豫樟树和枯杨作了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说明名木豫樟会地处偏远，但若不被发现和重视反而不如“道旁之枯杨”，为此君主要看到人才发挥作用的机会不均等而真正做到求贤、近贤此外，陆贾还强调举贤任能，一定要做到轻名重实。《新语·术事》中说:“良马非独骥骥，利剑非独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因此选用人才不必只顾名望，而在于求实。对那些高才俊士，人君要知人善任。因为“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砒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温匿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阐，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辨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说明一个仁智之君既要善于识才，又要善于用才，如此方能选拔一批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廉洁吏治，施行仁政。陆贾求圣贤的政治伦理思想有利于发现人才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提高当时各统治阶层的政治管理素质，同时也有利于稳定和加强统治阶级与老百姓之间的封建隶属关系。

　　四、得之于民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陆贾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陆贾虽然没有像孟子、贾谊那样明确提出“民为贵”和“民为邦本”的观点，但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丰富的重民思想。首先，陆贾不仅深谙儒家之民本思想，认识到政权得失、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民心向背，而且也从亲身经验的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了民的力量。他将“得民”还是“失民”视为社樱是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新语·至德》中说:“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陆贾认为因为“怀道者众归之，临刑者民畏之”乃天地之性，是万古不变的普遍法则，所以要得民心就须“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力倡要以德化民，强调只有重视道德的教育和感化作用，才可能使“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达到“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的境界。而这样的社会秩序单靠坚甲利兵和严刑酷法是实现不了的，还须尊德任贤才能完成教化百姓的任务，从而“得民心，服远近，成仁义之化”。其次，陆贾主张君主应节俭省身，节省民力而不要滥用民力，并力劝统治者要重农桑，强调对民要“风之以俭”，“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骄淫者则统之以理”。强调统治者率先垂范，带头过俭朴的生活，罕兴力役，不仅可以为社会移风易俗树立榜样，而且也可以保证更多的劳力从事农桑之事，老百姓便会家给人足，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反之统治者迫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必然造成大肆征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导致民心所失乃至家破国亡的危机。所谓“利绝而道著，武让而德兴，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统治者应施行仁义礼乐教化百姓，并为了不使民困，要“不兴不事之功”，从而“稀力役”、“省贡献”、以养育民力。最后，陆贾强调作为统治者还要“笃于义而薄于利，不与民争利。《新语·本行》中说:“夫释农桑之事，如山海，采珠现，捕豹翠，消筋力，散布泉，以极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行，岂不谬哉?”由此陆贾认为统治者与民争利是极其荒谬的，并以历史上鲁庄公穷奢极欲，苛捐杂税剥削百姓而导致人亡国危的事实规劝统治者一定要谨守仁义道德，而不可贪图民利。陆贾关于重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和缓了君民关系，减轻了老百姓劳役负担并有利于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