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主权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主权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世纪9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公务员之家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亿美元，其中9%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世纪9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毒品交易每年达4亿美元。毒品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