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种族主义是一种在进化论意义上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以及同一物种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理论。现代种族主义假定物种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而现存物种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在进化链条上所处的不同位置。那么，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表面差异，其根本差异则在于他们各自处于物种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6]284历史地看，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19世纪中期，进化论的集大成者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总结式地对殖民战争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殖民战争正是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

　　[6]199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这与生命权力以人口的生物性治理人口的模式是一致的。正是两者均以生物“自然性”为基础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逻辑使生命权力引入现代种族主义，并以此确立其执行死亡权力的合法性。福柯具体呈现了这种引入过程。首先，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的涵盖范围。除人种问题之外，生命权力更多地采取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7]265。

　　内部种族主义针对的是包括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的所有复杂的社会问题。其次，在人口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生物学区分。比如在精神病人与神智正常的人之间的区分:16世纪时，精神病人代表了人类存在的非理性层面，这种非理性层面与理性层面同等地揭示了人类本源存在中两种极端的可能性。而在18世纪的生命权力中，精神病人代表了人类存在的一种生理缺陷，其与神志清醒者之间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绝对差异。最后，在确立区分之后又建立生物学联系。

　　这种联系表现为，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4]195以精神病人为例，精神病人与神智正常者的联系就在于，压制与隔离前者将使后者的生存更加安全与健康。可以看出，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所有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4]195。

　　我们看到，在传统王权中，君主使臣民死亡的权力来自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压制某些群体的权力则来自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生物学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本质上的政治暴力手段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福柯正是要彻底反思生命权力背后的知识逻辑:人口的活动作为一种自然知识不但为生命权力确立了合理性，更掩盖了权力的暴力本性，即“暴力在合理性之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8]522。更可怕的是，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知识的过滤甚至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内在认同。福柯要重新提醒我们那种“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522，提醒我们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得到反思。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制定所有人口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四、结论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的重心由君主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非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发生改变的结果。

　　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知识条件，但是，权力的暴力本性依然存在。这种暴力与合理并存的权力技术使得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知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对处于正在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2](法)米歇尔·福柯.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CohenEd.HumanTendencies[J].Bio/zoo，Vol10，Issue1，Winter2013.

　　[4](法)米歇尔·福柯.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M].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7](法)米歇尔·福柯.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莫伟明，姜宇辉，王礼平.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