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人一体宇宙论及其道德形上学思想，在帛传四篇中还可找出若干证据。?
《二三子问》开篇即称：“孔子曰：龙大矣。龙形迁遐，宾于帝，亻见神圣之德也。”龙之所以作为神圣之德的譬体，乃因其宾附于“帝”。“帝”之 称虽仍有“主宰”意味，但显然被视为神圣之德的施赋者了。在描述龙穷高极深、出入阴阳、率导万类、唯所欲化而又不失本形的“神能之至”以后，孔子点明“龙之刚德也……102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或 大 或小，其方一也，至用也，而名之曰君子”，通过比德，遂将“天”(帝)赋龙德落实于人身。下文释“见群龙〔无首〕，吉”曰“龙神威而精处，□□而上通其德……103见君子□吉也”，虽文颇残阙，仍可体会出人龙比附而合德于“天”(上)的 意思。释“履霜，坚冰至”一段残阙更甚，但所存“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一语更加明确表现了“天”为德之本原的思想；而所谓“五行”，根据下文“其孙贵而宗不灭”所言人事 推测，当不涉于《洪范》“五行”，而应指《荀子·非十二子》指斥的思孟唱和、为郭店楚简《五行》所确证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诚如此，则“天”之道德涵义可谓大备。
《易之义》“易赞”部分论刚柔的普遍性和互补性，由天地、万物而下落于人道。对于天地而言，“天之义刚健动发而不息，其吉保功也。无柔救之，不死必亡。重阳者亡，故火不吉也。地之义柔弱沈静不动，其吉〔保安也。无〕刚文之，则穷贱遗亡。重阴者沈，故水不吉也”。对于万物而言，“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此刚 〕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动则沈，此柔之失也”。具体到人道，“故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穷。是故柔而不王犬，然后文而能朕也；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这一部分论述虽然没有标举“中庸”范畴，但实质上反映了中庸作为宇宙间普遍德性的思想。《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对于中庸作过极高评价，但还是局限于社会范畴立 论。“易赞”则将中庸之德提升为天道的内容，从而为这一道德原则确立了形上根据。
《要》论“损益之道”一段所涵天人相与思想更加丰富，其文曰：“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之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道穷焉而损，道〔穷〕焉益。〔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也〕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是以观天地之 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熹。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变〕也。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 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示善。能者繇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 ，足以观得失矣。”此段论天人之道，从四季授时、日至短长、万物出老等自然现象入手，揭橥天地之变所蕴示的损益替互、吉凶倚伏之道；天地之变、损益之道为《易》所法象并引申，从而统摄天、地、人道(时、君二道实可归并于三道之中)，“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备其情者也”；三道各具的阴阳、柔刚、上下德性以及八卦乃至诗书礼乐道德意蕴等等，通过涵融合一(所谓“繇一求之”，“得一而群毕”)，在究极意义上笼纳于天道 ，故曰“顺于天地之变，此谓易道”；由此，人道囊括于天道，故曰“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而据人道(君道)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上下以及五官六府、五正之事、诗书礼乐等等为内容推之，作为其生成根源的天道无疑包涵道德内容。综而观 之，此段所言“天道”，综合了自然之天、形上之天、三才之天以及道德之天诸意义，而落脚于道德之天；此段所言“人道(君道)”，由于主张察损益、知吉凶、顺变化、尽人事，故体现了“相对定命”乃至“称德赋命”思想。
《易经》“损”卦〓兑下艮上，“益”卦〓震下巽上，卦爻辞除吉凶、休咎一类贞断之语外，余皆言于交往、政事、享祭等人事活动。孔子基本上超脱于二卦《经》辞的意义范围，将二卦之象系于天地变化、时物消息、君事得失，并扩而言之，将《易》道系于天、地、人、时、君诸道，由此反映出孔子究《易》的思想方法，即据《易经》原始的卜筮内 容推衍出天人相与义理。
《缪和、昭力》论“困”卦辞曰“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将商汤、周文、秦穆、齐桓、勾践、晋文困而后亨的命运比附天道；论“屯”九五爻辞曰“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此四者，足以长有其〔位〕，名 与天地俱”，指出君子以德行与天地参；论“谦”卦辞曰“天之道〓高神明而好下，故万物归命焉；地之道精傅以尚而安卑，故万物得生焉；圣君之道尊严叡知而弗以骄人，谦□比德而好后”，又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谦作为三才(延及鬼神)同尚之德；论 “蒙”卦辞曰“夫内之不咎，外之不逆，昔昔然能立志于天下，若此者，成人也”，此所谓 “内”、“外”，联系吕昌提问所谓“夫古之君子，其思虑举错也，内得于心，外度于义，外内和同，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适人心”之语看，当指以心合义而顺天道。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于此还强调了修身合道的艰难：“□□□□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哉!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这似乎与天人一体、德性贯通的思想相凿枘，但却恰恰是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的逻辑引申，由此指出了天人合一道德形上学与 现实人性多种可能性以及主体修养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补充了孔子道德一体贯通的天人之论相对于社会现象层面所表现的理论缺失。
综上所述，帛传四篇包含了孔子丰富的道德一体贯通的天人相与思想，道德之天与道德主体两大范畴业已从积淀于孔子观念中的复杂的思想史背景以及浑融的宇宙论中凸显出来。但由于“性”范畴还极少表出与展开，故并不能笼统地将孔子表现于帛传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