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5］
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考察
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由n人组成的团体里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如此。在现实的公共管理中，为数不少的人抱着“有我没我影响不大”、“我不做总有人去做”、“我不管总有人去管”、“反正少不了我的份儿”的消极心理，个体对公共事务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非合作的态度。这种“搭便车”的心态是造就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也是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的肇因。如果集体行动不加以规制，那么公共管理过程中将会出现下列现象：
第一，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和非排他性(non-etclud ability)。它既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如公路、桥梁、航标灯等，又是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法律、政策、消防等，此处仅以有形的物质产品为例说明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倘若大家都出钱兴办公用事业，所有人的福利都会增加。但问题是，如果我出资而他人不出资，则我可能会得不偿失；如果他人出资而我不出资，则我可以占便宜、搭便车，免费享受他人的成果。因此，每个理性的人最优选择均是“不出资”，这种纳什均衡使得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短缺、公共福利无法提高。譬如，当前农村的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道路桥梁设施弃置，城市公用设施毁损、“卫生死角”长年积压等。生活中颇为贴切的例子是，集体宿舍内楼道里的路灯坏了，一个人希望而且总想肯定有人会出钱买一个灯泡安装上去，结果人人都持有这种不付出成本(购买灯泡成本和劳动时间成本)而免费享用的心态，致使楼道里长时间漆黑一片。希冀“风险不担、利益共沾”，一些人不愿去做的“顺手之劳”终究致使公共产品供给困难、公共福祉无法享受。古典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典故形象地表明集体行动博弈与公共产品供给的故事：原先在市场当中流通的是“足金”的货币。某甲想，既然是“足金?的货币，那么我收藏起来，把含金量不高的金币投放到流通领域当中，恐怕别人也不会知道。某乙也如此想法，于是也将不“足金”的货币投放到流通之中……等到一定时候，市场中的“足金”货币已经没有了，于是“劣币”驱逐了“良币”。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无疑造成了对集体利益的侵害，公共产品如同“皇帝的新装”!
第二，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哈丁的“公用地悲剧”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资源开发利用上屡见不鲜，诸如公海的过度捕捞、森林的滥采滥伐、围湖造田等等。“‘公地悲剧’这个表述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6］近几年在湖南省湘乡市涟水河畔，两岸的村民找到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开砂场采砂卖钱，但自从采砂活动红红火火搞起来以后，两岸堤防损毁，生活用水污染，而且打架斗殴事件急剧增多，黑社会性质团伙形成，一次潭市村村民易建明仅仅因为小摊挡了挖砂车辆的路，就遭人暴打一顿。［7］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道教第一山的武当山景区内乱砍滥伐、管理混乱，公然违反规划乱占乱建、开荒种地现象屡禁不止，出租庙观做武馆，对部分古建筑进行宾馆式改造、扩建，使文物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还给周围古建筑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没来武当想武当，来了武当上大当”，近年来，游客对武当山一直颇多微词，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风景区的利益争夺终致“遇真宫大火”。［8］再如汽车尾气的环保问题。若从环保角度或集体利益角度看，汽车拥有者应该购买清洁型汽车或在排气嘴上安装净化装置，但如果从个人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有截然相反的取舍——单个人购买了清洁型车辆(一般来说，目前这种车辆从价格性能上不如普通型汽车)和安装净化装置是自己完全的成本支出，而对于收益自己却只能享受到如其他没有支付成本的人一样的清洁环境。于是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气污染仍旧污染!大部分渔场都存在着巨大的过量捕捞，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果通过管制能阻止过量捕捞，大多数渔场都可以以较少的努力得到现在的捕获量。［9］然而，大多数国家没有最优的渔业管制，国家之间为争夺渔业资源而发生冲突也仍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草原的过度垦殖和放牧，植被的破坏而没有人努力去维持其持续放牧能力，大规模的荒漠化和沙尘暴天气也在所难免了!
第三，公共秩序混沌失序。由于集体行动的盲目自发，可能造成建设中的“一哄而上”、市场经济中的无序竞争、民工潮“盲流”等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由囚徒窘境演绎而来的沙滩占位模型中找到解释。［10］设想较长的海滩上比较均匀地散布着许多日光浴者，假定有甲乙两个小贩设摊于海滩，以同样的价格、相同的质量向日光浴者提供同一品牌的矿泉水，那么甲乙两贩如何安置自己的摊位呢?为了便于阐述问题，我们将海滩表示为长度为2的直线线段［-1，1］，具体见下图2：
         甲              乙
-1      -    A   O  B          1
图2  沙滩占位
如果希望“不要发生资源浪费且对顾客提供方便”，那么- 与 点处甲乙两个安置摊位是最合理不过的，因为他们将拥有几乎一样多的顾客，赚到几乎同样多的利润。然而，小贩都是具有“个人理性”的，只要手段合法，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意尽可能地红火，至于其他的生意好坏则不是自己的事。出于这种理性，小贩甲自然会产生如下想法：如果我将摊位从- 处向右移至A点，那末A点与 点的中点不再是0点处，而是位于0点右边的B点。这一移位，甲将从乙那儿抢走线段［0，B］内的顾客。同样，乙也不会原地不动，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人，他也应该想到将自己的摊位向左移动以争取更多的顾客。于是乎甲乙斗智博弈的结果将使他们的摊位设置在0点附近，他们可能相依为邻且相安无事地做他的矿泉水生意，也可能时常相争而大打出手。而在n人博弈的场合中，就可能出现“位置”上的群聚和混乱，比如运动式的重复建设、交通堵塞及争抢座位现象等。
第四，公共组织效率缺失。集体行动如果没有很好地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和组织制度的建构，那么公共组织就会成为“大锅饭”的温床，“自利性”就会腐蚀“公共性”。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农村的集体经济普遍采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集中劳动和集中经营，评工记分和按工分分配的制度。这种过于单一、过分集中而又平均主义的体制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公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实行集就业、保险、福利三位于一体的劳动制度，分配上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这种状况使得“搭便车”行为广泛存在，某一个体不付出劳动成本同样也能得到其他投入劳动者相同的收益，如此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使得许多人怠工、窝工，农村集体与国营企业效率不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就大势所趋了。如今，在一些公共组织里面，既存在相当多的损公肥私现象，拿私人的发票往“公家”户头里报销；又存在着得过且过“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整天巴望着有人会把事情干好，“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结果组织效率和效益大打折扣。管理者抱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致使前来办事者十天半个月还办不好。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冗员充斥、议而不决，凸现集体行动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公共组织效率和价值丧失殆尽。
第五，公共政策执行失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表现为“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