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虐与权力——对文艺作品暴力现象的透析(10)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呢？未必要用非理性去反理性，为什么不能尝试以理性去反理性呢？我们在反叛旧有礼教文学的虚伪的同时是否也顺便将自己带入了“肉体乌托邦”（8 3）险境里了呢？
余华，莫言,王小波写作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们笔力饱满、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身体受虐的每一个细节，而在于他们让“肉体拉住了灵魂的衣角”在每一处描述背后都饱蘸了他们的真实体验及情感，保持了作为一名作家最起码的尊严。不是让文字成为权力叫嚣的工具也不是让文字成为反映变态生存境遇的简单猎奇。
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凌空虚蹈，只重仙境而未觉有蓬莱 。“代表极端的精神乌托邦，完全形而上，你几乎闻不到任何肉体的气息”（8 4），所以中国文坛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纠正。而现下的文坛肉体之风愈刮愈烈，似乎又“代表极端的肉体乌托邦，完全形而下，你几乎闻不到任何精神的气息”，“一个是文学的属灵状态，一个是文学的属肉状态” （8 5），代表着文学领域不可跨越的两个维度。现今的艺术暴力却正在尝试将肉体变成享虐的大餐，以一种虚妄的冷漠意图跨越肉体的极限。但是刘晓枫说：“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
找寻，生命就变轻”（8 6）。是不是说，你们有享受肉体被虐待丰富程度的权力，我们也有保持心灵体验敏感程度的道德？
二 受众
人类对权力的追求不曾有一刻稍息。在原始社会，我们靠追捕猎杀同类彰显的生存权力；在封建社会，我们靠围观反叛者的受刑场面分享君王的特权或者忤逆君主的恩威；在现代社会，我们靠享受虐待去追逐权力、解放压力、宣泄暴力以维护个人权力。
公开刑罚虽已消失却不会彻底消亡，而是变相地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私密的渴望之中。监狱制度的出台及社会规讯的形成，人类内心权力的渴望（原始人类捕猎的场面及刑罚场景沉淀为潜意识而表现出对强壮、凶猛的崇拜）不断受到所谓文明的压抑，过度的束缚或是刺激都会唤醒这种权力欲望以扭曲的形式宣泄。西方的工业文明表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番景致，受中国礼教束缚逾千年的中国大众内心对肉身的解放存在着可怕的潜能与认同。一旦有人率先打开桎梏的缺口，内心解放肉欲的狂潮就会奔泻而出。
九十年代以后，流行在西方大陆却迟迟没被中国大众接受的“小众”文艺开始得到了重新的认证与青睐。比如热奈，比如金斯伯格。热奈那些用古典手法表现偷窃、卖淫和监狱的诗句虽不乏拯救宗教仪式的黑色光辉却一度被我们拒之门外，而当我们终于从身体中醒来，关注我们的生存境遇，（永无止尽的竞争压力、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无休无止的政训教规），才发现个人权力的缺失，于是我们关注萨特关注存在主义，也开始关注这个被萨特认为“把自己的行为变成壮举的唯美主义者，把否定变成圆满的圣人，被动的同性恋者，从缺乏乐趣中取乐的假想的妇人，从失败中看到神秘胜利信号的战败者” （8 7）——让?热奈。我们也开始欣赏金斯伯格的狂乱、颓废与受虐主义：“他们从格雷多狼狈来到纽约/腰带上捆着大麻阴毛部被重重踢了一脚/他们在用涂料粉刷过的旅途里吞火自乐 要不就在天堂巷服用松节油等待死亡/要么为了涤罪一夜又一夜折磨自己的身体/用梦幻、毒品伴随清醒的梦魇酒精和鸡巴以及无休止的寻欢作乐/……” （8 8）吸毒、酗酒、同性恋以及同这些主题密切相关的意象和情绪充填在他的诗作里。被疯狂毁灭的精英们扭曲的灵魂在源源不断涌出的词汇和语句中大声吟唱属于自己的弥撒。本来一文不名的同性恋和倍受痛苦的乞丐、麻醉品、同性恋的肉体游戏，感官的痛苦与发泄居然在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引起了爆炸性的阅读和接受效果。受众接受：姚斯认为：“文学演变论表明，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对旧形式的作品加以扬弃，对新形式的作品加以激赏。但是新作品崛起以前已完成的作品为背景，尽管成功的新作品可
以达到某个时期的‘颠峰’，但也会很快变得习以为常，直到具有更新的艺术形式的作品崛起，而原先的‘新作品’便成为一个明日黄花而无人问津”（8 9）。文学演变的理论同样适应于文艺界。所以，中国受众在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化与吸收上表现出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就文艺演变史而言也属正常。
消费时代的到来看似通过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受众的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仿佛赋予受众更多的权力，实则是将受众作为消费的工具，剥离其情感倾向，并没有体现其完全的自主能力。
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的接受是对作品中蕴涵的作者创作意向的检验，正是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地创新，以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9 0） 面对当下社会享虐主义的盛行，我们同样看到大众消费文化对接受美学的一种解构与重建，无疑助长了享虐的气焰。在接受美学中，文学虽然作为一种潜在的引力，“对传统观念及价值标准提出疑问和挑战 ”（9 1），即“艺术接受刺激艺术生产”（92）。与大众文化消费刺激生产的理念一样。但是前者强调读者接受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表现为“作品中的社会性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生成的新的生命感性和理性（9 3）”对价值的重构。它不仅是破坏原有价值突破传统禁区，而且还要重构一种新的价值并广为社会舆论认可，表现出艺术生产对艺术接受的提高。后者则完全是对价值的消解，不做任何建构，仅仅将文艺作为一种商品，完全是以消遣娱乐为主的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不仅剥夺人的情感也会将文化推向单调平庸。
在这种消费理论下创作的文艺作品自然会与享虐心理不谋而合：不重构价值、无视心灵敏感体验仅仅追逐一场肉体狂欢。它的媚俗性又由于读者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文艺创作者也会迎合受众的享虐心理创作出大量暴力作品形成一种文艺创作单向维度的恶性循环。渐渐成为一种群体直觉性的趋同态势。权力与隐忧：无论如何，“不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文化的价值标准。人们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自己的存在得到这些东西的渗透和美化。‘文化’赋予了‘文明’生命和灵魂（9 4）”。文艺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而存在，而人类也不仅仅是一堆简单欲望的集合。所以人类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也不应止步于对文艺作品娱乐消遣、煽情感染功能的满足。
消费文化带来的对文艺功能片面性的强调与我们内心渴望摆脱文明的压抑、重视肉体觉醒的心态，呈现出一致的同构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互为表里的关系。消费文化中的金钱理论极大地彰显了我们的个人权力，甚至能够突破先天的局限，完成对先天缺失资源的占有（如美丽、才智、地位，），同时也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反常的心理欲求，表现出打破禁忌的权力优越感。然而人作为本质属性的力量必然会要求文艺在美学与价值上的回归。文艺作品中一味暴力化的肉体激情终究会导致我们精神家园的消失而呈现出疲软、苍白与颓靡之态。恰巧是在物欲横流，消费盛行的时代更需我们冷静而感性地体验艺术与美。以一种反省又羞窘的心灵隐忧真实
感受人类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处境，达到肉体体验与心灵感知的完美融合。对比以往人类文明的辉煌，反观享虐时代的价值失落：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领会了“跨掉的一代”、“存在主义”、领会了同性恋、双性恋、虐恋、吸毒、酗酒、暴力、虐杀、强奸、殴妻、拳击、变态……；领会了身体、欲望，并在接受过程中。以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是个人权力享之无愧。所以我们吸毒、纹身、穿孔、
余华，莫言,王小波写作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他们笔力饱满、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身体受虐的每一个细节，而在于他们让“肉体拉住了灵魂的衣角”在每一处描述背后都饱蘸了他们的真实体验及情感，保持了作为一名作家最起码的尊严。不是让文字成为权力叫嚣的工具也不是让文字成为反映变态生存境遇的简单猎奇。
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凌空虚蹈，只重仙境而未觉有蓬莱 。“代表极端的精神乌托邦，完全形而上，你几乎闻不到任何肉体的气息”（8 4），所以中国文坛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纠正。而现下的文坛肉体之风愈刮愈烈，似乎又“代表极端的肉体乌托邦，完全形而下，你几乎闻不到任何精神的气息”，“一个是文学的属灵状态，一个是文学的属肉状态” （8 5），代表着文学领域不可跨越的两个维度。现今的艺术暴力却正在尝试将肉体变成享虐的大餐，以一种虚妄的冷漠意图跨越肉体的极限。但是刘晓枫说：“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
找寻，生命就变轻”（8 6）。是不是说，你们有享受肉体被虐待丰富程度的权力，我们也有保持心灵体验敏感程度的道德？
二 受众
人类对权力的追求不曾有一刻稍息。在原始社会，我们靠追捕猎杀同类彰显的生存权力；在封建社会，我们靠围观反叛者的受刑场面分享君王的特权或者忤逆君主的恩威；在现代社会，我们靠享受虐待去追逐权力、解放压力、宣泄暴力以维护个人权力。
公开刑罚虽已消失却不会彻底消亡，而是变相地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私密的渴望之中。监狱制度的出台及社会规讯的形成，人类内心权力的渴望（原始人类捕猎的场面及刑罚场景沉淀为潜意识而表现出对强壮、凶猛的崇拜）不断受到所谓文明的压抑，过度的束缚或是刺激都会唤醒这种权力欲望以扭曲的形式宣泄。西方的工业文明表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番景致，受中国礼教束缚逾千年的中国大众内心对肉身的解放存在着可怕的潜能与认同。一旦有人率先打开桎梏的缺口，内心解放肉欲的狂潮就会奔泻而出。
九十年代以后，流行在西方大陆却迟迟没被中国大众接受的“小众”文艺开始得到了重新的认证与青睐。比如热奈，比如金斯伯格。热奈那些用古典手法表现偷窃、卖淫和监狱的诗句虽不乏拯救宗教仪式的黑色光辉却一度被我们拒之门外，而当我们终于从身体中醒来，关注我们的生存境遇，（永无止尽的竞争压力、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无休无止的政训教规），才发现个人权力的缺失，于是我们关注萨特关注存在主义，也开始关注这个被萨特认为“把自己的行为变成壮举的唯美主义者，把否定变成圆满的圣人，被动的同性恋者，从缺乏乐趣中取乐的假想的妇人，从失败中看到神秘胜利信号的战败者” （8 7）——让?热奈。我们也开始欣赏金斯伯格的狂乱、颓废与受虐主义：“他们从格雷多狼狈来到纽约/腰带上捆着大麻阴毛部被重重踢了一脚/他们在用涂料粉刷过的旅途里吞火自乐 要不就在天堂巷服用松节油等待死亡/要么为了涤罪一夜又一夜折磨自己的身体/用梦幻、毒品伴随清醒的梦魇酒精和鸡巴以及无休止的寻欢作乐/……” （8 8）吸毒、酗酒、同性恋以及同这些主题密切相关的意象和情绪充填在他的诗作里。被疯狂毁灭的精英们扭曲的灵魂在源源不断涌出的词汇和语句中大声吟唱属于自己的弥撒。本来一文不名的同性恋和倍受痛苦的乞丐、麻醉品、同性恋的肉体游戏，感官的痛苦与发泄居然在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引起了爆炸性的阅读和接受效果。受众接受：姚斯认为：“文学演变论表明，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对旧形式的作品加以扬弃，对新形式的作品加以激赏。但是新作品崛起以前已完成的作品为背景，尽管成功的新作品可
以达到某个时期的‘颠峰’，但也会很快变得习以为常，直到具有更新的艺术形式的作品崛起，而原先的‘新作品’便成为一个明日黄花而无人问津”（8 9）。文学演变的理论同样适应于文艺界。所以，中国受众在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化与吸收上表现出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就文艺演变史而言也属正常。
消费时代的到来看似通过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受众的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仿佛赋予受众更多的权力，实则是将受众作为消费的工具，剥离其情感倾向，并没有体现其完全的自主能力。
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的接受是对作品中蕴涵的作者创作意向的检验，正是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地创新，以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9 0） 面对当下社会享虐主义的盛行，我们同样看到大众消费文化对接受美学的一种解构与重建，无疑助长了享虐的气焰。在接受美学中，文学虽然作为一种潜在的引力，“对传统观念及价值标准提出疑问和挑战 ”（9 1），即“艺术接受刺激艺术生产”（92）。与大众文化消费刺激生产的理念一样。但是前者强调读者接受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表现为“作品中的社会性方式和行为方式而生成的新的生命感性和理性（9 3）”对价值的重构。它不仅是破坏原有价值突破传统禁区，而且还要重构一种新的价值并广为社会舆论认可，表现出艺术生产对艺术接受的提高。后者则完全是对价值的消解，不做任何建构，仅仅将文艺作为一种商品，完全是以消遣娱乐为主的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不仅剥夺人的情感也会将文化推向单调平庸。
在这种消费理论下创作的文艺作品自然会与享虐心理不谋而合：不重构价值、无视心灵敏感体验仅仅追逐一场肉体狂欢。它的媚俗性又由于读者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文艺创作者也会迎合受众的享虐心理创作出大量暴力作品形成一种文艺创作单向维度的恶性循环。渐渐成为一种群体直觉性的趋同态势。权力与隐忧：无论如何，“不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文化的价值标准。人们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自己的存在得到这些东西的渗透和美化。‘文化’赋予了‘文明’生命和灵魂（9 4）”。文艺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而存在，而人类也不仅仅是一堆简单欲望的集合。所以人类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也不应止步于对文艺作品娱乐消遣、煽情感染功能的满足。
消费文化带来的对文艺功能片面性的强调与我们内心渴望摆脱文明的压抑、重视肉体觉醒的心态，呈现出一致的同构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互为表里的关系。消费文化中的金钱理论极大地彰显了我们的个人权力，甚至能够突破先天的局限，完成对先天缺失资源的占有（如美丽、才智、地位，），同时也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反常的心理欲求，表现出打破禁忌的权力优越感。然而人作为本质属性的力量必然会要求文艺在美学与价值上的回归。文艺作品中一味暴力化的肉体激情终究会导致我们精神家园的消失而呈现出疲软、苍白与颓靡之态。恰巧是在物欲横流，消费盛行的时代更需我们冷静而感性地体验艺术与美。以一种反省又羞窘的心灵隐忧真实
感受人类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处境，达到肉体体验与心灵感知的完美融合。对比以往人类文明的辉煌，反观享虐时代的价值失落：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领会了“跨掉的一代”、“存在主义”、领会了同性恋、双性恋、虐恋、吸毒、酗酒、暴力、虐杀、强奸、殴妻、拳击、变态……；领会了身体、欲望，并在接受过程中。以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是个人权力享之无愧。所以我们吸毒、纹身、穿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