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虐与权力——对文艺作品暴力现象的透析(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移疼痛的过程中就仿佛拥有了一种能力——支配对方情感的能力，左右对方心情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支配权或者控制权。
文学作家当然也会遵从一定的现实，王朔毕竟不是现实的敌人，他习惯用戏噱的方式使人物的内心挣扎在口角之争里淋漓毕现。倾听主人公在情感折磨下发出的呻吟与描绘肉身的受难景象是人类对疼痛仅有的两种表达方式。言语虐待虽然不像肉体虐待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但是它往往能一矢中的直接折磨人的心灵。而就话语表达方式本身而言，作家却是平庸的反叛者。一个成功的作家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生活），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与内心。这样解释足以让我们理解作品中的言语虐待现象。
二 心理成因、特征及本质
言语虐待是一种反常的话语表达方式，它们主要表现为：“不可一世，打击贬抑对方，高高在上，具有偏执狂的对抗性，喜欢操纵控制，吹毛求疵，强行推销个人意志，威胁恫吓等等，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言语虐待这些现象，把它们当作公平的游戏规则。”（6 9）之所以说公平，是因为在言语虐待中，施虐受虐双方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在一种人际关系中是受虐一方，在另一种人际中就可能是施虐一方。如师生中的学生，可能是言语受虐者，但学生与学生之间受虐的学生会成为施虐方，也就是所谓迁怒吧。
言语虐待本质上是个人控制权的表现，是一种看似无害实则伤人的侵犯行为。享虐者内心的阴影是导致其实施言语虐待的心理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言语虐待很容易导致家庭暴力，因为“有害教育”的恶性循环。童年时遭人言语虐待的孩子或者目睹别人（父母、朋友）经受言语虐待的孩子，长大以后或因为个性懦弱成为受虐一方或与之相反成为施虐一方。
享虐与“有害教育”：言语虐待信奉的是一种支配权力。言语虐待者认为人与人之间为互相倾轧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希望控制别人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他主要打击的是受虐人的精神，而且往往不是公开的，通过言语暗含的恶意来伤害对方，或对受害者的意见表示轻慢从而达到打击其自信心的目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却反而意识不到，“如果你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存在言语虐待的伴侣关系的环境中，你想知道言语虐待是一种什么状况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言语虐待的伴侣关系之中，你可能从来认识不到它的存在。”（7 0）通常渴望这种支配权力而倾向于言语虐待的人被认为是“有害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是“有害教育”的无限延伸。“有害教育是指在教育或抚养孩子过程中采取了不恰当，甚至恶毒的方法，比如家长或老师是支配权力的信奉者，他们对孩子恶言厉色或冷言冷语，使孩子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从小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身心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当他长大成人后……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年少时代的经历加以延伸，在日常生活中重复童年时代的种种体验……对家人滥用权力企图控制妻子或孩子……从而形成一种支配权力模式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7 1）赵小甲（《檀香刑》）与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前者丝毫意识不到“龟公”对一个男人自尊的伤害。虽然他已经当了个名副其实。因为他是傻的，“有
害教育”对他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也就是说他小时侯也许见到过被称作“龟公”的男人所承受的社会的冷言冷语，但他没有在心里埋下阴霾。因为傻，所以没有足够的智力去设想自己成为“龟公”也必然承受同样的心理压力，所以一直无知无畏地活着。即使真当了“龟公”也意识不到这种身份与之前眉娘丈夫的身份有什么区别。而许三观则是智力正常的人，所以他会因为当了“龟公”这个事实报复性地与林芬芳有了苟且，也会对许玉兰出于捍卫男性尊严地恶语相向。这种“有害教育”的影响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以一种轻松的调子被渲染到了极致。许玉兰“偷汉子”（实际上是莫名其妙地被强奸）的事被宣扬之后，在文革期间被“朴实”的乡民当作妓女来批判，回到家中也要像是执行任务似地被批判，甚至当着三个儿子的面进行细节交代与检讨。“龟公”、妓女本身无所谓侮辱，但是一旦在人民潜意识中将这两个称号与被批判被指责时的无助与恐慌联系起来后，这两个词因为有威胁人心理的作用也就具备了侮辱人人格的效能。谁好端端地希望被批判呢？当然社会道德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可是对道德的畏惧也是由于害怕成为众矢之的，万人被骂的对象。倘若成为妓女或“龟公”不会受到群众（不管基于什么心理）的谴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可见“有害教育”与享虐之间的必然联系：大家都害怕所以要联合一致共同批斗，文革再明显也不过。
享虐与童年记忆：“有害教育”一旦成为一种童年记忆的阴影潜伏在每个人心灵的伤口，当类似情形在若干年后重现刺激人进行联想，你自然会不假思索地予以反击，为摆脱心口的阴影反唇相讥或是自动成为言语虐待者。言语虐待者中的个体由于“有害教育”的影响十分害怕童年被否定的孤立感，所以施虐者每次言语虐待的行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施虐者每一次的愤怒、恐惧及无助都是童年时代留在体内深处的阴影所致。他/她的言语虐待行为则是为了摆脱阴影使自己不受无权压抑感的影响。想一想刑罚中公开被处刑的场面与文化大革命或不论哪一种场合的审讯场面，被罚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是通过肉体折磨将其不堪疼痛
折磨的表情展现给公众看，后者是直接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伤口裸裎给人民瞧，同样承受侮辱与虐待。只不过在公开刑罚中，代表“正义”与权力的只有君王一人，在公开批斗中，彰显的却是围观群众的权力。当这种折磨被罚人而突显个人权力的模式被泛化后，施虐的场景会被复制之后在每一天每一个日常生活的领域中被重演。区别仅仅在于围观者的多少。虐恋或是夫妻口角，与公开刑罚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有无数群众围观，后者只是两人之间的戏，围观人只有一个。无论多或少效果都一样，倘若不在乎，多少都不在乎；倘若在乎，一个也足矣。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施虐的潜在因子。只要有国家，我们就会平分国家的权力，然后以捍卫或改
革国家之名捍卫自己的权力；只要有社会，我们就会平分社会的权力，然后以捍卫或改革社会之名捍卫自己的权力；只要有道德有法律，有任何一种权力关系存在，我们都会渴望成为权力关系中征服或屈从的一方。权力的滥用或缺乏都会导致享虐心理（施虐/受虐）的产生。
综上所述，享虐心理是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所谓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 ）则是指“自我(ego )的一种机能”（7 2），通俗地讲就是 “当人格中的超我和本我发生冲突，本我和外界现实发生冲突时，会产生焦虑情绪，这些情绪强度达到一定时，人的自我就要对冲突的双方进行调整，用一些方法来改变对这些冲突的体验及其形式。这些方法就是防御机制。”（73）恰当地为文化所接受的防御机制可以使人适应环境，反之则可能形成症状。随着社会权力关系的演变，享虐心理的表现方式也在改变，猎杀→公开刑罚→审讯/虐恋/言语虐待，等等。享虐的本质毕竟是维护个人权力的表徵。在当代社会，虐恋、言语虐待
为代表的享虐心理似乎已先于我们的接受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了。那么，在文艺界，它通过暴力化的表述引起的效应究竟是作为症状而存在，还是作为新的临界而存在？文艺创作的身体觉醒与暴力开掘对文艺家和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作为探问的结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
文学作家当然也会遵从一定的现实，王朔毕竟不是现实的敌人，他习惯用戏噱的方式使人物的内心挣扎在口角之争里淋漓毕现。倾听主人公在情感折磨下发出的呻吟与描绘肉身的受难景象是人类对疼痛仅有的两种表达方式。言语虐待虽然不像肉体虐待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但是它往往能一矢中的直接折磨人的心灵。而就话语表达方式本身而言，作家却是平庸的反叛者。一个成功的作家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生活），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与内心。这样解释足以让我们理解作品中的言语虐待现象。
二 心理成因、特征及本质
言语虐待是一种反常的话语表达方式，它们主要表现为：“不可一世，打击贬抑对方，高高在上，具有偏执狂的对抗性，喜欢操纵控制，吹毛求疵，强行推销个人意志，威胁恫吓等等，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言语虐待这些现象，把它们当作公平的游戏规则。”（6 9）之所以说公平，是因为在言语虐待中，施虐受虐双方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在一种人际关系中是受虐一方，在另一种人际中就可能是施虐一方。如师生中的学生，可能是言语受虐者，但学生与学生之间受虐的学生会成为施虐方，也就是所谓迁怒吧。
言语虐待本质上是个人控制权的表现，是一种看似无害实则伤人的侵犯行为。享虐者内心的阴影是导致其实施言语虐待的心理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言语虐待很容易导致家庭暴力，因为“有害教育”的恶性循环。童年时遭人言语虐待的孩子或者目睹别人（父母、朋友）经受言语虐待的孩子，长大以后或因为个性懦弱成为受虐一方或与之相反成为施虐一方。
享虐与“有害教育”：言语虐待信奉的是一种支配权力。言语虐待者认为人与人之间为互相倾轧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希望控制别人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他主要打击的是受虐人的精神，而且往往不是公开的，通过言语暗含的恶意来伤害对方，或对受害者的意见表示轻慢从而达到打击其自信心的目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却反而意识不到，“如果你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存在言语虐待的伴侣关系的环境中，你想知道言语虐待是一种什么状况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言语虐待的伴侣关系之中，你可能从来认识不到它的存在。”（7 0）通常渴望这种支配权力而倾向于言语虐待的人被认为是“有害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是“有害教育”的无限延伸。“有害教育是指在教育或抚养孩子过程中采取了不恰当，甚至恶毒的方法，比如家长或老师是支配权力的信奉者，他们对孩子恶言厉色或冷言冷语，使孩子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从小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身心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当他长大成人后……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年少时代的经历加以延伸，在日常生活中重复童年时代的种种体验……对家人滥用权力企图控制妻子或孩子……从而形成一种支配权力模式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7 1）赵小甲（《檀香刑》）与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前者丝毫意识不到“龟公”对一个男人自尊的伤害。虽然他已经当了个名副其实。因为他是傻的，“有
害教育”对他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也就是说他小时侯也许见到过被称作“龟公”的男人所承受的社会的冷言冷语，但他没有在心里埋下阴霾。因为傻，所以没有足够的智力去设想自己成为“龟公”也必然承受同样的心理压力，所以一直无知无畏地活着。即使真当了“龟公”也意识不到这种身份与之前眉娘丈夫的身份有什么区别。而许三观则是智力正常的人，所以他会因为当了“龟公”这个事实报复性地与林芬芳有了苟且，也会对许玉兰出于捍卫男性尊严地恶语相向。这种“有害教育”的影响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以一种轻松的调子被渲染到了极致。许玉兰“偷汉子”（实际上是莫名其妙地被强奸）的事被宣扬之后，在文革期间被“朴实”的乡民当作妓女来批判，回到家中也要像是执行任务似地被批判，甚至当着三个儿子的面进行细节交代与检讨。“龟公”、妓女本身无所谓侮辱，但是一旦在人民潜意识中将这两个称号与被批判被指责时的无助与恐慌联系起来后，这两个词因为有威胁人心理的作用也就具备了侮辱人人格的效能。谁好端端地希望被批判呢？当然社会道德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可是对道德的畏惧也是由于害怕成为众矢之的，万人被骂的对象。倘若成为妓女或“龟公”不会受到群众（不管基于什么心理）的谴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可见“有害教育”与享虐之间的必然联系：大家都害怕所以要联合一致共同批斗，文革再明显也不过。
享虐与童年记忆：“有害教育”一旦成为一种童年记忆的阴影潜伏在每个人心灵的伤口，当类似情形在若干年后重现刺激人进行联想，你自然会不假思索地予以反击，为摆脱心口的阴影反唇相讥或是自动成为言语虐待者。言语虐待者中的个体由于“有害教育”的影响十分害怕童年被否定的孤立感，所以施虐者每次言语虐待的行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施虐者每一次的愤怒、恐惧及无助都是童年时代留在体内深处的阴影所致。他/她的言语虐待行为则是为了摆脱阴影使自己不受无权压抑感的影响。想一想刑罚中公开被处刑的场面与文化大革命或不论哪一种场合的审讯场面，被罚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是通过肉体折磨将其不堪疼痛
折磨的表情展现给公众看，后者是直接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伤口裸裎给人民瞧，同样承受侮辱与虐待。只不过在公开刑罚中，代表“正义”与权力的只有君王一人，在公开批斗中，彰显的却是围观群众的权力。当这种折磨被罚人而突显个人权力的模式被泛化后，施虐的场景会被复制之后在每一天每一个日常生活的领域中被重演。区别仅仅在于围观者的多少。虐恋或是夫妻口角，与公开刑罚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有无数群众围观，后者只是两人之间的戏，围观人只有一个。无论多或少效果都一样，倘若不在乎，多少都不在乎；倘若在乎，一个也足矣。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施虐的潜在因子。只要有国家，我们就会平分国家的权力，然后以捍卫或改
革国家之名捍卫自己的权力；只要有社会，我们就会平分社会的权力，然后以捍卫或改革社会之名捍卫自己的权力；只要有道德有法律，有任何一种权力关系存在，我们都会渴望成为权力关系中征服或屈从的一方。权力的滥用或缺乏都会导致享虐心理（施虐/受虐）的产生。
综上所述，享虐心理是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所谓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 ）则是指“自我(ego )的一种机能”（7 2），通俗地讲就是 “当人格中的超我和本我发生冲突，本我和外界现实发生冲突时，会产生焦虑情绪，这些情绪强度达到一定时，人的自我就要对冲突的双方进行调整，用一些方法来改变对这些冲突的体验及其形式。这些方法就是防御机制。”（73）恰当地为文化所接受的防御机制可以使人适应环境，反之则可能形成症状。随着社会权力关系的演变，享虐心理的表现方式也在改变，猎杀→公开刑罚→审讯/虐恋/言语虐待，等等。享虐的本质毕竟是维护个人权力的表徵。在当代社会，虐恋、言语虐待
为代表的享虐心理似乎已先于我们的接受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了。那么，在文艺界，它通过暴力化的表述引起的效应究竟是作为症状而存在，还是作为新的临界而存在？文艺创作的身体觉醒与暴力开掘对文艺家和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作为探问的结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