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余华在《一九八六》中以强大的阅读心理冲击震憾地描绘在“文革”中失踪的历史老师，“文革”后以疯子的面目回到平静的小镇，在街头把古代惨绝人寰的刑罚一一展示，既是施刑者又是受刑者。通过残酷的自戕和由此展示的围观的看客心理，余华不无残忍地告诉我们享虐深入人心。那让人心惊肉跳的自虐描写：他将钢锯放在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
　　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钢锯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还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在脸上荡了起来。”（25）看不见人性的限度。余华完成了一种转变，刑罚已内化成为了人的本能，以致在公开刑罚消灭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了施虐的倾向。自虐、施虐、受虐、享虐的心理渗透在我们的思维与话语中。人类阴暗的内心得以解放：《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现实一种》中的家庭杀戮。当我们看到那个叫皮皮的孩子不断地去卡堂弟的喉咙又不断松开，一次次地重复那爆破似的哭声，而感到莫名喜悦及异常激动时，我们也似乎窥视到自己内心的暴力因子，因为回忆到幼时相似的情景，施虐的血液几乎胀破我们的血管。《许三观卖血记》与《活着》又进一步续其余昉，以一种超乎常理的忍耐折磨主人公的精神，表现出对苦难永无止境的宽容和自得其乐。围绕死亡叙事的种种悖谬层面，当代作家从不同角度突显如出一辙的刑罚意识，表达着人生就是刑场的共同主题。而小说对刑罚意识、死亡、血腥、暴力的极度迷恋则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处境，肉体刑罚的背后无疑指涉着精神暴力及对这种暴力近乎变态的享受与着迷。我们的灵魂陷入不可遏制的享虐癫狂里。

　（二）心理成因及本质
　　享虐与命令：我们从小就习惯于接受命令，我们的教育有一大部分由所谓的教育构成，而我们成人生活的每时每刻似乎也混杂着命令。“命令最古老的有效形式是逃跑，它由一种更强大的动物强加给另一种动物。”（26）“逃跑的命令是命令之源，它最原始的形式发生在两种不同的动物之间，其中一种动物威胁着另一种。这两种动物之间有着巨大的权力差别。”（27）
　　最古老的命令显然是死刑判决。其中不免充斥恐惧及威胁，维护及执行真正的死刑判决使我们永远地害怕命令。而这种恐惧及威胁成为一种致命的“蛰刺”附着于服从命令的人体内。我们毫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出于对强权的本能恐惧，在施刑的过程中表现出热衷与执着则是因为只有主动参与了施虐才能将对命令的恐惧转施到受刑人身上。受刑的人则会为每一次行刑的命令而恐惧焦灼。一个人由于体内充满“蛰刺”，以至于不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只对“蛰刺”表现出兴趣。小说中所有的行刑者全是一个心态，只对命令和刑罚本身表示关注，受刑人的表情与肉体全成为虚化之物，包括文革时期无论是吃人还是将人批斗致死的暴行恐怕也都来自对“蛰刺”极欲摆脱所呈现的施虐兴奋。既然命令会产生“蛰刺”让心灵扭曲，作为命令制造者的统治者对命令的恐惧就极为集中，所以他会想方设法摆脱内心隐藏的“蛰刺”，同时防止承受命令人的报复而越发残狠起来，最终表现为自大狂及迫害狂。在刑罚场景中，如果说刽子手是作为君权命令的个人承担者，围观者则是命令的群体承担者，二者是不同的。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威胁永远不被遗忘，“刽子手和每个屈从于命令的人一样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但是他通过亲手杀戮而摆脱威胁。他将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命运马上传递出去，这样也就将凌驾在自己头上的最高指令给先执行了。”（28）刽子手被人以死相威胁。目的是为了让他杀戮，他屠杀他人从而使自己免受杀身之祸，他在别人身上唤起恐惧自己却没有这种恐惧之情。他屠杀的速度越快内心关于恐惧的“蛰刺”转移得越快，但是倘若一个以行刑为艺术的刽子手（如赵甲、红线），他本身已经在享受“蛰刺”的过程，就会表现出比一般行刑人更强烈的施虐倾向，更甚者会希望自己的后辈也继承这一艺术以完成“蛰刺”的完全转移。这是刽子手施虐心态的成因。
　　享虐与牺牲：相对于个人，群众是命令的集体承受者。埃利亚斯?卡内提是这样解释的：“一头狮子追逐一群羚羊，羚羊被它吓得一起逃跑，而一旦狮子逮住其中一只羚羊，它就会停止追捕，这只羚羊就是它的牺牲品……这只牺牲的羚羊给其他的伙伴们带来安宁。一旦那些羚羊发觉狮子得到了它要的东西，恐惧顿时烟消云散，它们从群体逃跑转而恢复到了通常的群居状态。”（29）所以在刑罚中围观的群众之所以享受观刑的场面无疑是源自相对安全的心态。他们也参与了将内心“蛰刺”转移给受刑人的行为之中。受刑人承受所有的“蛰刺”，他的恐惧体现在对命令的等待之中。受刑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蛰刺”的牺牲品。而倘若牺牲品开始享受等待命令的过程，不再表现出对命令的恐惧开始享受自己的从容带给行刑人的惊慌，并且让掌有制控权的人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折磨效果而加大刑罚力度或惊慌失措从而使牺牲品产生凌驾于施虐者之上的快感时，牺牲品就由受虐者转变为具有受虐倾向的人，也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讲的殉难者。这也是当权者极为害怕的后果。一旦牺牲品成为殉难者，民众中就会播下仇恨的种子，而对于当权者而言，他不得不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怀疑，因为他是命令的发布者除他之外所有人都保有对他命令反冲的秘密。他为了维护命令而日益凶残。没有在受刑人身上转移“蛰刺”（因为当受刑人成为殉难者后，“蛰刺”不但没有完成转移反而遭到殉难者的精神阻挠反弹回来更益深重）的群众必会终因等待的恐惧积累对当权者仇恨的因子。当这种仇恨突如其来的爆发也就是我们所言及暴政必亡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服从命令并且因为恐惧而极欲转移“蛰刺”表现出享虐的心理？当权者的命令之所以会让我们服从并恐惧是因为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占有我们的生命资源是极权的表现。正如狮子之所以猎杀羚羊是因为它有猎杀的能力，这种能力转化到出现国家的人类社会中自然表现出一种权力来。即猎杀能力→武力→权力。
　　享虐心理中施虐及受虐的表现正是对权力中征服及屈从关系的模拟，而肉体暴力的背后总会表现出对征服精神而产生的权力优越感。
　　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能呈现出的不外乎两种享虐场景：或者是用公开的酷刑和公开处决的仪式来捕捉肉体；或者以人们的灵魂作为教化的对象放置在“政治肉体”（30）中。这里的灵魂并非一种幻觉或一种意识形态效应而是某种现实的存在，是一种权力运作的结果。它不仅体现出这种权力的运作——刑罚，而且还体现出知识的指涉——教化。“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31）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施虐者与受虐者就是这样的灵魂，施虐者被驯化成杀人的机器，他们共同依附于刑罚制度，他们的存在价值只有借助杀人表演才得以显现。 而受虐者身上所体现的是被驯化灵魂的权力。更广义地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32）这也就是为什么刑罚消失以后，家庭之中父与子，夫与妻，社会中上司与下属，医生与病人存在施虐与受虐关系的原因。因为，君权社会虽然消失，刑罚也被监狱制度取代，但是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依附于权力的享虐心理就不会消失。
　　显然，惩罚（夺人性命）不可能将已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