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虐与权力——对文艺作品暴力现象的透析(9)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
——（美）赫舍尔《人是谁》第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文艺界暴力思潮的兴起正以我们始料不及的速度浑然不觉地悄然莅临。文学作品中满眼的暴力、血腥、性折磨与心灵泣血。一种潜在的狠劲和几近失控脱轨的感性残忍正飘忽不定地在艺术作品和艺术作家的构思中蔓延。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论及的，九十年代以来，精神文明的过分束缚、现实生活的权力冲突、日常化的暴力行为和茫然无序的生存竞争暴露出人类社会在形成之初就已沉淀为群体无意识的残忍性。而随着现代主义所掀起的文艺高潮，以及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反常而变态的生存境遇逐渐被日常化。生存境遇及视讯资源的丰富性使得艺术暴力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施虐或受虐的文化特质，而是以一种日常化、通俗化的视觉玩味或艺术新奇表现在画架、影象及媒体作品中。不论这些作品上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生存处境还是深刻的人生况味，也不论这些作品表达的是艺术家自发的艺术妄想还是标异的心灵反叛，总之，这种对暴力艺术享受并认同的享虐心理已经形成令人震惊的集体直觉性或无意识，并且有着艺术写实性的趋同倾向及泛化之势。
也许仍然是物理学上那个“熵”的文化况味：物极必反。中国文学对人的关注从古至今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言志”、“伤痕”），人的文化属性（“缘情”、“寻根”）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关注较少。所以上个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引进如狂潮浪涌。伴随它的落潮，中国新文学的使命却远未完成。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对生存境遇的关注是被动的认知，那么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的认知已基本有了土壤及背景。我们开始关注肉体的觉醒，肉体从文明束缚下意外地苏醒，这与社会公众权力的日益扩充，（我们的话语权随着媒体丰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能随心所欲）不无关联。
一 文艺家
身体写作或是身体写实转瞬流行于文艺界。文艺家开始执着于表现人类肉体本能的满足，而对肉体刺激的过分追求使得文艺家们争相以一种极端反常的表现方式，以暴力、血腥的渲染表现一种艺术追求。我们部分的评论家也成为这种追求的拾荒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度与立场。
享虐与无意识：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本身对个人资源的占有必然地表现为对肉体与心灵的占有。文学创作也就自然会表现出两个维度：肉体叙事与心灵叙事。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对权力的追求使人在当下社会通过种种途径寻找对公开刑罚心理的替代性满足。按照精神分析的解释，文艺家会通过文艺创作表现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对权力渴望的无意识在文明社会“由于受到理性和意识的压抑和监视，不能通过正常的语符系统和交流渠道呈现或传达自身，不得不采用各种症候：省略、歪曲、空白、朦胧、回避、夸张、悖逆、失常等。这些症候也就是无意识逃避意识检查的手段和形式。”（7 4）所以，当下文艺作品中充斥的暴力表现实则蕴含作家
个人权力的欲求。文艺家对肉体的关注则大致由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泛性化要求。使作家无意间踏入无意识的陷阱，对无意识的表现预期性地以肉体欲望加以表达。
二是中国文坛长期以来对人的存在属性的忽视与压抑。文艺家的心灵情感以及作家的社会属性及文化属性在中国文坛都在不同程度予以呈现。但是文艺家对肉体资源的开掘权力却总是遭到禁止，因与礼教不容而屡被压抑。这也就形成中国文艺界的长期症候。“哪里有症候，哪里就有无意识”。（7 5）所以，文艺家的作品正如一个梦一样，是其“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一种替代性满足”（7 6）。对文艺作品表现方式的暴力倾向则是这种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极端反映。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文艺创作者才会在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暴力追求和极尽荒谬的肉体叙述。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七十年代的诗歌、美女作家、行为艺术等对肉体欲望挖掘的尝试就是通过肉体狂欢来表达他们的权力意识。甚至也有人在宣称：文学的时代将要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于是，肉体暴力、言语暴力（思想中的肉体暴力）会成为文艺作品中争先表现的主题。
像是对李泽厚先生观点的反拨，正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7 7），上个世纪末才会有反叛时代压抑的先锋文艺家痛宰“乐感文化”的尾巴，执着于肉体体验的丰富程度，表现出肉体解禁后 ，对自身资源占有的百无禁忌与迫不及待。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对心灵书写的偏离甚而压抑。那么，恕笔者大胆地套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症候吧？
权力与责任：文艺创作者自身既包含一定的自然属性也包含一定的社会属性。“文学创作既是个体性精神活动，又是社会性精神活动，在作为个体的作家后面往往隐含着一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思想意识与利益关怀。”（7 8）他在追求个人权力的同时也不能疏忽作为艺术创作者起码的社会责任，那就是文艺作品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要体现一定的认识、审美与教化功能。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会有技巧地将肉体与灵魂恰如其分地加以表现。会让“肉体拉住灵魂的衣角”（7 9），而非一味地追求话语权力的表现。权力的滥用必定会导致社会责任的缺失。
当下的文艺界，创作上滥用话语权力，一味地逞狠斗勇，语言是否辛辣、凶猛、狠劣，成为他们在语言形式上追求的实验，却渐渐地遗忘作为一名艺术家最基本的关注作品心灵体验及主题挖掘的社会责任。一味地沉溺在话语权力的狂施滥用上，对身体欲望的掏空挖尽造成艺术表达暴力化的享虐心态。对个人写作权力的一味声明或强调导致其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与疏离。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余华、莫言到九十年代的王小波，他们在自觉地用心灵体验人作为文化动物面临生存境遇的历史悲剧，用身体去承受灵魂磨难的痛苦，用原欲表现人的生存价值，那么九十年代后期跟风成长起来的部分先锋文艺家则在肉体觉醒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在语言、形式上革命得用力过猛，以至当革命过去以后露出空洞而贫乏的缺口，徒剩一个毫无意义姿态。在王小波、余华、莫言的作品中我们都能体味到作为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他们生存境遇的莫大关切，无论是虐恋、刑罚的场面都浸透他们对那个时代政治强权所造成的精神狼籍的深刻同情及无限悲怜。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肉体体验的丰富程度，更多地是在关注心灵体验的敏感程度。
反观当下文坛，作品中辗转反复绝望到毫无意义的性折磨，网络界流行的粗口及言语暴力无聊地重复。每部作品无外乎那几个令人“性趣”缺缺的粗词滥调（通俗文学中尤甚），仿佛所有作家用的是一副躯体，不厌其烦地强调同一种肉体在场感。
沈浩波说：“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8 0）我们的本质甚至不是身体而是下半身。是只有性，只有下半身，还是只要性，只要下半身？！要“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8 1），“全身心感受生活新鲜血腥的肉体”（8 2），写作就像交媾或者屠杀。非要让文字变成强奸，阅读变成受虐，好像才能展现出作为作家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文字权力？就像王小波在《东宫?西宫》中让小史说的话那样：“除了操人挨操，你丫脑子里还有点什么？”不要上半身，不要脑子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消失了。非要让文
学写作一“下”走到底，是不是也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灵性文学（乐感文化）的一次矫枉过正
——（美）赫舍尔《人是谁》第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文艺界暴力思潮的兴起正以我们始料不及的速度浑然不觉地悄然莅临。文学作品中满眼的暴力、血腥、性折磨与心灵泣血。一种潜在的狠劲和几近失控脱轨的感性残忍正飘忽不定地在艺术作品和艺术作家的构思中蔓延。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论及的，九十年代以来，精神文明的过分束缚、现实生活的权力冲突、日常化的暴力行为和茫然无序的生存竞争暴露出人类社会在形成之初就已沉淀为群体无意识的残忍性。而随着现代主义所掀起的文艺高潮，以及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反常而变态的生存境遇逐渐被日常化。生存境遇及视讯资源的丰富性使得艺术暴力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施虐或受虐的文化特质，而是以一种日常化、通俗化的视觉玩味或艺术新奇表现在画架、影象及媒体作品中。不论这些作品上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生存处境还是深刻的人生况味，也不论这些作品表达的是艺术家自发的艺术妄想还是标异的心灵反叛，总之，这种对暴力艺术享受并认同的享虐心理已经形成令人震惊的集体直觉性或无意识，并且有着艺术写实性的趋同倾向及泛化之势。
也许仍然是物理学上那个“熵”的文化况味：物极必反。中国文学对人的关注从古至今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言志”、“伤痕”），人的文化属性（“缘情”、“寻根”）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关注较少。所以上个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引进如狂潮浪涌。伴随它的落潮，中国新文学的使命却远未完成。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对生存境遇的关注是被动的认知，那么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的认知已基本有了土壤及背景。我们开始关注肉体的觉醒，肉体从文明束缚下意外地苏醒，这与社会公众权力的日益扩充，（我们的话语权随着媒体丰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能随心所欲）不无关联。
一 文艺家
身体写作或是身体写实转瞬流行于文艺界。文艺家开始执着于表现人类肉体本能的满足，而对肉体刺激的过分追求使得文艺家们争相以一种极端反常的表现方式，以暴力、血腥的渲染表现一种艺术追求。我们部分的评论家也成为这种追求的拾荒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度与立场。
享虐与无意识：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本身对个人资源的占有必然地表现为对肉体与心灵的占有。文学创作也就自然会表现出两个维度：肉体叙事与心灵叙事。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对权力的追求使人在当下社会通过种种途径寻找对公开刑罚心理的替代性满足。按照精神分析的解释，文艺家会通过文艺创作表现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对权力渴望的无意识在文明社会“由于受到理性和意识的压抑和监视，不能通过正常的语符系统和交流渠道呈现或传达自身，不得不采用各种症候：省略、歪曲、空白、朦胧、回避、夸张、悖逆、失常等。这些症候也就是无意识逃避意识检查的手段和形式。”（7 4）所以，当下文艺作品中充斥的暴力表现实则蕴含作家
个人权力的欲求。文艺家对肉体的关注则大致由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泛性化要求。使作家无意间踏入无意识的陷阱，对无意识的表现预期性地以肉体欲望加以表达。
二是中国文坛长期以来对人的存在属性的忽视与压抑。文艺家的心灵情感以及作家的社会属性及文化属性在中国文坛都在不同程度予以呈现。但是文艺家对肉体资源的开掘权力却总是遭到禁止，因与礼教不容而屡被压抑。这也就形成中国文艺界的长期症候。“哪里有症候，哪里就有无意识”。（7 5）所以，文艺家的作品正如一个梦一样，是其“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一种替代性满足”（7 6）。对文艺作品表现方式的暴力倾向则是这种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极端反映。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文艺创作者才会在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暴力追求和极尽荒谬的肉体叙述。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七十年代的诗歌、美女作家、行为艺术等对肉体欲望挖掘的尝试就是通过肉体狂欢来表达他们的权力意识。甚至也有人在宣称：文学的时代将要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于是，肉体暴力、言语暴力（思想中的肉体暴力）会成为文艺作品中争先表现的主题。
像是对李泽厚先生观点的反拨，正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7 7），上个世纪末才会有反叛时代压抑的先锋文艺家痛宰“乐感文化”的尾巴，执着于肉体体验的丰富程度，表现出肉体解禁后 ，对自身资源占有的百无禁忌与迫不及待。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对心灵书写的偏离甚而压抑。那么，恕笔者大胆地套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症候吧？
权力与责任：文艺创作者自身既包含一定的自然属性也包含一定的社会属性。“文学创作既是个体性精神活动，又是社会性精神活动，在作为个体的作家后面往往隐含着一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思想意识与利益关怀。”（7 8）他在追求个人权力的同时也不能疏忽作为艺术创作者起码的社会责任，那就是文艺作品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要体现一定的认识、审美与教化功能。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会有技巧地将肉体与灵魂恰如其分地加以表现。会让“肉体拉住灵魂的衣角”（7 9），而非一味地追求话语权力的表现。权力的滥用必定会导致社会责任的缺失。
当下的文艺界，创作上滥用话语权力，一味地逞狠斗勇，语言是否辛辣、凶猛、狠劣，成为他们在语言形式上追求的实验，却渐渐地遗忘作为一名艺术家最基本的关注作品心灵体验及主题挖掘的社会责任。一味地沉溺在话语权力的狂施滥用上，对身体欲望的掏空挖尽造成艺术表达暴力化的享虐心态。对个人写作权力的一味声明或强调导致其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与疏离。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余华、莫言到九十年代的王小波，他们在自觉地用心灵体验人作为文化动物面临生存境遇的历史悲剧，用身体去承受灵魂磨难的痛苦，用原欲表现人的生存价值，那么九十年代后期跟风成长起来的部分先锋文艺家则在肉体觉醒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在语言、形式上革命得用力过猛，以至当革命过去以后露出空洞而贫乏的缺口，徒剩一个毫无意义姿态。在王小波、余华、莫言的作品中我们都能体味到作为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他们生存境遇的莫大关切，无论是虐恋、刑罚的场面都浸透他们对那个时代政治强权所造成的精神狼籍的深刻同情及无限悲怜。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肉体体验的丰富程度，更多地是在关注心灵体验的敏感程度。
反观当下文坛，作品中辗转反复绝望到毫无意义的性折磨，网络界流行的粗口及言语暴力无聊地重复。每部作品无外乎那几个令人“性趣”缺缺的粗词滥调（通俗文学中尤甚），仿佛所有作家用的是一副躯体，不厌其烦地强调同一种肉体在场感。
沈浩波说：“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8 0）我们的本质甚至不是身体而是下半身。是只有性，只有下半身，还是只要性，只要下半身？！要“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8 1），“全身心感受生活新鲜血腥的肉体”（8 2），写作就像交媾或者屠杀。非要让文字变成强奸，阅读变成受虐，好像才能展现出作为作家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文字权力？就像王小波在《东宫?西宫》中让小史说的话那样：“除了操人挨操，你丫脑子里还有点什么？”不要上半身，不要脑子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消失了。非要让文
学写作一“下”走到底，是不是也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灵性文学（乐感文化）的一次矫枉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