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三、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中国职称论文发表写作网，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