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四、社会风险影响下民主化进程的几种可能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贪污腐败、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断民主化进程。任由社会风险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它有可能会直接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
一方面，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这种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出现一党专政或者军人执政的政体而导致民主化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由于受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政体，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由多党的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党制或军人执政的政治体制[28](pp.57-58)这些政党和军人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权力集中，破坏议会制、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社会解体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若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致使社会解体，直接中断民主化进程，使之趋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随着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