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工人的政治参与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各个阶层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变化。针对这些新情况，有必要对当今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考察，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状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最为剧烈，已经从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两种分化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他们在工作方式、收入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作为同一个阶级的基本特征。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为中国工人的主体。我们研究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 现行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工人在国家政治中具有法律上的领导地位，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处于优越地位。
首先，工人阶级天然正确。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相反，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个体工商业者都曾成为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不但出身永远正确，而且还被赋予向其他阶层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知识分子多年里曾一再被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在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旦犯了“错误”，很流行的一种惩罚就是下放劳动，到工厂去做工。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派出“工人宣传队”到文教事业单位去领导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改革，但政治优越感正在消退。改革使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收入提高幅度小于上述几个队层，其中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状况甚至又开始降低，原来的政治优越感已经被经济上的失落感冲淡，中国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声望正在受到较低的经济收入的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首先，我国各阶层中只有工人具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严密，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直到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有工会组织。官方对工会也十分重视。工会是我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地方的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的甚至进入人大的领导班子。（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以下引自此书简称《大分化新组合》）
其次，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体系在发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企业改革十分谨慎，千方百计地去减少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损失。到1995年经济改革体制有较大进展，但企业改革依然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担心会出现全民所有制职工利益剧烈受损这样的局面。
第三，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改革期间的利益分化使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政治体系把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依靠力量。1989年学潮波及社会，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社会治安，一些城市就发动民兵和纠察队，协助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230 页）为了稳定工人，国家向那些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发放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或部分恢复生产，以解决职工的工资收入。这就是90年代初期所谓的“安定团结费”，从经济上靠贷款维持无效率的企业是不合算的，但这样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有即时效果的方法。减少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是值得的。
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比以前有所减少，参政的深度亦降低了。这十几年来多数工人参加的由政治系统发起的政治运动只有两次：揭批“四人帮”和整党。1989年学潮，只有一部分工人同情学生，卷入学潮，另有一部分工人应政府要求帮助维持社会秩序。90年代以来，个别城市发生过一些企业的工人到政府请愿，要求给活干，发满额工资，这些工人来自长期亏损，不能按期如数发给工人工资的企业。
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对政策的影响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文革”中工人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直接参加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决策，也曾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大学、科研机构对文化事业加以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人回到车床旁，他们的参政议政经由人民代表、新闻媒介和行政系统及工会等制度化途径，这些参政途径使工人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发生的。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合法民意代表的工人很少，比如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718名，其中工人代表在10 名左右（不包括那些企业的基层干部代表）。政协委员多为知名人士，普通工人中只有个别劳动模范有可能成为政协委员。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工人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政见的机会也少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等阶层。
中国工人的参政积极性
尽管工人从左倾路线时期那种虚幻的“领导一切”的地位会到现实社会中以后，一部分工人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出于中国工人阶级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和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仍保有相当的参政热情。
对政治持积极的态度 政治态度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前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初的调查，工人中认为“政治是坏事”的只占总数的4.4％，绝大多数认为“政治是好事”； 认为“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在工人中只占24.3％，仍然是少数。（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页；第21页，以下引此书简称《中国政治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工人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就奠定了他们积极参政的基础。
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 作为中国社会中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从总体上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的认同意识。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编辑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占74.95 ％的工人不赞成“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管它”的提法，更多的工人（86. 44％）反对以同样的理由背叛国家。（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第25页）学潮中个别反动分子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向国家领导进行人身攻击的口号，在不少地方和场合遭到在场工人的反对和抵制。
有政治参与的热情 关心国家大事，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倾向推动了工人群众对国家事务和单位事务的参与热情。据调查，工人中表示“如有可能就争取当人大代表”和“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人数为总数的30.6％（《中国“政治人”》第63页）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想去当那3000—5000人中才有一个名额的基层人大代表。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很高了。除此以外，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工人群众也有热情，基层人代会上、每次都有来自工人代表的提案。工人也开始利用“热线”电话、直播节目、现场办公等途径对政策施加影响。工人群众的揭发检举是反腐败的一项有力的制约因素。
参政积极性有下降趋势 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从总体上仍是积极参政的，但对政治的疏离、漠不关心的倾向也同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发展。在企业决策中，各种企业改革、承包、租赁、股份制等都强调厂长经理的负责制，强化了厂长经理的决策权。同时加强劳动纪律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只体现为“像‘主人翁’那样自觉地劳动”，而缺乏工人群众在企业决策中的发言权。调查表明，在企业中，有强烈参与意向和愿望的职工只有16％，而近60％的职工则基本没有参与需要。有72.5％的职工认为“企业好不好，责任在领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状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最为剧烈，已经从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两种分化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他们在工作方式、收入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作为同一个阶级的基本特征。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为中国工人的主体。我们研究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 现行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工人在国家政治中具有法律上的领导地位，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处于优越地位。
首先，工人阶级天然正确。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相反，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个体工商业者都曾成为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不但出身永远正确，而且还被赋予向其他阶层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知识分子多年里曾一再被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在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旦犯了“错误”，很流行的一种惩罚就是下放劳动，到工厂去做工。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派出“工人宣传队”到文教事业单位去领导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改革，但政治优越感正在消退。改革使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收入提高幅度小于上述几个队层，其中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状况甚至又开始降低，原来的政治优越感已经被经济上的失落感冲淡，中国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声望正在受到较低的经济收入的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首先，我国各阶层中只有工人具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严密，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直到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有工会组织。官方对工会也十分重视。工会是我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地方的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的甚至进入人大的领导班子。（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以下引自此书简称《大分化新组合》）
其次，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体系在发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企业改革十分谨慎，千方百计地去减少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损失。到1995年经济改革体制有较大进展，但企业改革依然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担心会出现全民所有制职工利益剧烈受损这样的局面。
第三，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改革期间的利益分化使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政治体系把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依靠力量。1989年学潮波及社会，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社会治安，一些城市就发动民兵和纠察队，协助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230 页）为了稳定工人，国家向那些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发放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或部分恢复生产，以解决职工的工资收入。这就是90年代初期所谓的“安定团结费”，从经济上靠贷款维持无效率的企业是不合算的，但这样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有即时效果的方法。减少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是值得的。
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比以前有所减少，参政的深度亦降低了。这十几年来多数工人参加的由政治系统发起的政治运动只有两次：揭批“四人帮”和整党。1989年学潮，只有一部分工人同情学生，卷入学潮，另有一部分工人应政府要求帮助维持社会秩序。90年代以来，个别城市发生过一些企业的工人到政府请愿，要求给活干，发满额工资，这些工人来自长期亏损，不能按期如数发给工人工资的企业。
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对政策的影响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文革”中工人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直接参加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决策，也曾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大学、科研机构对文化事业加以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人回到车床旁，他们的参政议政经由人民代表、新闻媒介和行政系统及工会等制度化途径，这些参政途径使工人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发生的。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合法民意代表的工人很少，比如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718名，其中工人代表在10 名左右（不包括那些企业的基层干部代表）。政协委员多为知名人士，普通工人中只有个别劳动模范有可能成为政协委员。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工人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政见的机会也少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等阶层。
中国工人的参政积极性
尽管工人从左倾路线时期那种虚幻的“领导一切”的地位会到现实社会中以后，一部分工人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出于中国工人阶级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和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仍保有相当的参政热情。
对政治持积极的态度 政治态度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前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初的调查，工人中认为“政治是坏事”的只占总数的4.4％，绝大多数认为“政治是好事”； 认为“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在工人中只占24.3％，仍然是少数。（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页；第21页，以下引此书简称《中国政治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工人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就奠定了他们积极参政的基础。
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 作为中国社会中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从总体上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的认同意识。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编辑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占74.95 ％的工人不赞成“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管它”的提法，更多的工人（86. 44％）反对以同样的理由背叛国家。（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第25页）学潮中个别反动分子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向国家领导进行人身攻击的口号，在不少地方和场合遭到在场工人的反对和抵制。
有政治参与的热情 关心国家大事，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倾向推动了工人群众对国家事务和单位事务的参与热情。据调查，工人中表示“如有可能就争取当人大代表”和“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人数为总数的30.6％（《中国“政治人”》第63页）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想去当那3000—5000人中才有一个名额的基层人大代表。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很高了。除此以外，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工人群众也有热情，基层人代会上、每次都有来自工人代表的提案。工人也开始利用“热线”电话、直播节目、现场办公等途径对政策施加影响。工人群众的揭发检举是反腐败的一项有力的制约因素。
参政积极性有下降趋势 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从总体上仍是积极参政的，但对政治的疏离、漠不关心的倾向也同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发展。在企业决策中，各种企业改革、承包、租赁、股份制等都强调厂长经理的负责制，强化了厂长经理的决策权。同时加强劳动纪律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只体现为“像‘主人翁’那样自觉地劳动”，而缺乏工人群众在企业决策中的发言权。调查表明，在企业中，有强烈参与意向和愿望的职工只有16％，而近60％的职工则基本没有参与需要。有72.5％的职工认为“企业好不好，责任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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