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法治是治理腐败的保障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理原则和方式。它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并且不依个人意志好恶,不依领导的升降进退为转移。反腐败也要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律手段反腐败,才能有效地遏制和消除腐败。法治在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一个治本的作用,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国际上对腐败的通行定义是:“腐败就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通过法治反腐败的重要内容就是依法行政。即党员干部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都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所以说必须强调行政权力的合法使用,否则就会像宁波市党政原负责人许运鸿那样,掌握宁波地方党政大权,权力这么大,必然有些人千方百计利用他谋取好处,他下个指令,一栋劣质大楼就卖给了宁波日报社,权力给个人产生了金钱、效益几百万,而带给了国家和集体损失是几亿元。因此,必须有一种权力来分割权力,限制权力,这种权力就是法治。怎样落实反腐败的法治呢?

　　2.1加强反腐败工作的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行使权力方面,对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的权力要加以控制,建立约束机制,使他们在法治框架内行使权力。同时要提倡分权,权力能分解到什么程度,监督就能到什么程度。

　　2.2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必须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依照法律程序,避免行政管理的空档,杜绝无程序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是反腐败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领导干部用人唯亲,个人说了算,无视工作程序,例如,宁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原厅长周文吉,在没有编制和增干指标的情况下,不经集体研究,也未经考试考核,直接签批和授意他人办理,将其15名亲属先后吸收录用为干部,这是2000年查处的在组织人事上搞不正之风的全国最典型案件。

　　2.3依法监督,就是强调对公共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遵循法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监督,才能保证监督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才能全面推行反腐败法治建设,否则,就会出现监督的“真空”。例如湖南省机械工业厅原厅长兼党组书记林国悌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承揽业务、提拔任职、调动工作、申办许可证等手段为他人谋取好处,从中收受巨额贿赂29次计人民币507万元,仅1994年为某单位承揽一笔进口电梯业务就索贿369万元。其贪婪程度和作案手法的卑劣,在省内确属罕见。究其根源就是制度不完善,权力被滥用,监督不到位,诸如此类的事例在很多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立法是反腐败的前提,严格约束和严格监督则是反腐败落到实处的关键。

　　2.4党员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守法素质,做到自觉地遵纪守法。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党员干部在守法方面,确实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诸如近年来党员干部刑事案件发案率呈上升趋势,经济领域内犯罪日趋严重;少数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等,各种破坏法制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沉重地敲响了党员干部严格守法的警钟。无论是理性的分析还是现实的警钟,都向我们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依法行政,是反腐败法治的关键;严格守法,是党员干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提高自己的守法素质。

　　3　德治与法治并举才能有效的治理腐败

　　德治与法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统一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它支撑着党纪国法的正义和公平。道德规范从道义上和社会舆论上支持反腐败的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惩处,谴责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氛围,从而促使党纪国法得以顺利实施。法治是德治的有力保障,能从制度上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地进行。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在社会控制整体上是相辅相承的,而且无主次、大小之分。但两者在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调整领域内各自的优劣长短,决定了它们必须相互配合支持,取长补短,德治与法治必须并举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德治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人们的道德素质;法治功能的发挥,最终表现为人的遵纪和守法。任何党纪国法,若得不到执行人的普遍理解,就不会成为人的自觉行为。因此,没有道德舆论的配合,不形成自觉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就搞不好;没有法律制度作保证,仅靠正面教育灌输,不重视法治这个硬道理,反腐败斗争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