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绝时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根本不同，二者是对立的，我们绝不能搬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三权分立的民主制、自由观，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注意抵制在对外开放中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和消极的影响。”

    第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具有互相借鉴和合作的一面。邓小平同志在揭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同时，巧妙地把握了对立面的同一。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大胆地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才能加快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双方都要实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并且同处在一个地球上，双方在诸多方面互有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三、注重“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按照唯辩论法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从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举出大量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为使哲学变成群众手里的税利武器，他又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简要概括和通俗表述:‘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在坚持一分为二的同时，又告诫我们注意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他还把这个道理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总之，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反对“一点论”和“均衡论”，这是《矛盾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不愧为辩证法的大师，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在关键时刻和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在设计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原理，另一方面在具体运用中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以下几项重大决策体现了邓小平深刻的辩证思想和对一分为二观点的娴熟运用。

    一是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处于拨乱反正的转折时期，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但国内国际最关注的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继续坚持所谓“句句是真理”。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他明确声明:“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在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重大决策，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评价领袖人物上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经验教训，经得住了历史的考验，是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二是既反“左”又反右。及时正确地开展反对“左”和右的倾向，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我们党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左”的东西不断干扰我们，甚至又出现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全面清理“左”的错误，社会上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经验，提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加之带有革命的色彩，使人难以抵制。因此，他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三是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都必须统筹兼顾，防止顾此失彼。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把握事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他用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指导工作的形象表述。

    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邓小平理论科学地体现了两者的统一。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强调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在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时，强调主要是反“左”。在强调“两手抓”时，指出“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在搞好社会风气上，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等等。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中，注重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决定性的环节，是邓小平领导方法和决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