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特殊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这说明环境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样，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具有内在的关联。
　　 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整顿”。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大泛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正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认识到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要把毛泽东解构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来，为此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3]，并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在对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上，邓小平当然不像毛泽东那样自觉和善于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是他对于客观规律、因果联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趋势这样的东西却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学、相信事实的理性主义者。如果说诗人气质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脚踏实地和现实主义态度则应当归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没有浪漫气质。”[6]
　　同时，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第三次复出后在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权威在上面影响自己的决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低调地有序地开展工作，并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新新办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另外，我们在考察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时，也不能忽视他在国外的生活的经历对他和谐思想形成的影响。邓小平1920年9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到莫斯科学习，这些国外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深有感触，这对他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邓小平却相反（指和毛泽东相比，引者注），他是一位对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抱有特殊尊重态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接近，甚至与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接近（这跟他早年留学西欧，并一生关注西方世界有直接关系）。”[6]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哲学思维方式、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人生经历等方面与毛泽东不同，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在他的内心身处无不渗透着这一思想，从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康庄大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和平．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N]．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徐圻．巨人之间的哲学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N]．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丽璇．论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J]．江汉论坛，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