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国民党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宪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宪政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国民党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著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在科玄论战的系列文字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对欧美的文化方针政策在自由竞争下将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扩张、引向金钱至上,最终导致战争的路向进行了批判，认为欧洲人的前车之鉴当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并为遭到轻视的中国文化做辩护。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张君劢指出，“中国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一番。西方的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4]。但对西方的文化应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之，对不好的东西应排斥。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在这个关于民族未来文化的总纲中，精神自由是蕴贯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张君劢希望中国的文艺家学者象近三百年来欧洲那些伟大民族的文艺家学者一样，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独立的学术，培植民族意识，增进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国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张君劢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的多篇文章中，张君劢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识，中国文化重人伦重人生。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中国远不如西方，但义理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和道德修养的方法有不为时代变迁而移易的恒常价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危机。在《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张君劢对义理学作了进一步发掘，再次强调义理学“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学的发展而动摇”。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中，张君劢再次申论了他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的见解，他说，“ 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
　　这些凝聚着张君劢先生心血的对民族文化现代化探索的著述，曾长期沉埋在逝去的岁月里，但正象张君劢先生评价历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中西伟大著述时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被永久埋没，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复活。今天，在我们正愈益自觉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时，张君劢的文化探索也会在我们的解读中复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参考文献：
　　[1]《宪政之道》张君劢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42页
　　[2] 同上第243页
　　[3] 同上第131页
　　[4] 《明日之中国文化》张君劢著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 第137页
　　[5] 《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张君劢集》张君劢著 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6] 同上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