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发展与有限发展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有限发展;科学发展观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这种有限的规定既不是对人类发展意义与价值的贬低,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强调无限发展及盲目发展行为的理智警醒,是解决科学发展道路上困惑与难题的现实路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党的十七大报告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与精神要义予以了丰富和拓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的,它是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
  
  从伽利略以来社会发展的哲理依据和核心观念本质是一种无限发展观:世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进化的系统。自然界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人类凭借科学技术这一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无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及其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既是这种无限发展观的胜利,同时这种胜利又不断地证实和完备了这种无限发展观,最终酿成当代社会各种带有全球性的人类危机。这种发展观存在的前提是“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哲学信条,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不是“为了什么发展”和“应该怎样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命题。这可溯源于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完满性的承诺这一历史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沿袭了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对自身的生存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一种有约束、有规范的发展即科学发展便被提上了中国发展的议事日程。
  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要义是与可持续发展一致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自然不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既不能创造、更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取自身的持续发展。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尽管该论点引起了人们的惊慌及种种争议,但它毕竟针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病态的“增长无限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因而,这种“有限增长论”比那种盲目的乐观对人类更有价值。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把一些条件的限制作为发展的内在参数来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在现实中,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际能力总是有限的。理性主义的“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乐观态度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因此,与那种仅仅在可能性上寄希望于人类技术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相比,还是立足于人类能力在现实性上的有限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可靠一些。这种有限意识的确立,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
  就其实质而言,可持续发展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它以现代生态学革命为契机,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它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人类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成本。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各种变换关系中,必须把自己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中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界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它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系统的整体推进、不断优化的过程;强调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与自己的机会平等。因此,可持续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在于人的未来。这种世代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自觉担当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开发利用数额的伦理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发展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贬低人类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阐述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它只是从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在世状态出发,现实地说明了人的发展的真实境况,提醒人们注意人的发展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以免在人类无限发展的梦想中迷失自己而毁灭自身。这就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人更自觉地面对大自然的无限和人的有限这宿命式的必然,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自由的境界。人能做的,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做的。因此,人的行为不仅要有法律的约束,而且要有伦理的规范。由于人的实践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毁灭整个人类自身的程度,所以对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及其发展进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之所以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发展模式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和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而很少做出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它只关心“如何”更快地发展,而不关心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即“应当”怎样发展。
  
  二、科学发展的困惑与难题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的20年间,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反思。何中华先生指出,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市场逻辑所内蕴的“零和博弈”关系即“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与“损人”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利己”恰恰是由于“损人”,反之亦然。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日益尖锐,正是这种状况的表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博弈性对责任主体的遮蔽和责任本身的消解,也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一情形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付出必要的代价。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要求我们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以避免它们的出现,而不是造成破坏后才去补救。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发展机会的排他性,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棘手的道德困境。一方面,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和有限机会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占有机会的被剥夺。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放弃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操作上也面临着重重障碍。因为在资源有限和稀缺的前提下,前代人和后代人的“所得”与“所失”相抵为零且互为因果。如果考虑后代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让渡”部分当代人的利益;而若考虑当代人的利益,我们又不能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这就把我们抛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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