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韩民青先生所指出的，只凭“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的。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来看，它实质上就是一种调控战略：一方面通过调控解决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挑战，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控缓解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等挑战。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不可避免性挑战是由于人类发展而导致的必然现象。从“可持续发展”现在所倡导的各种措施和方法来看，尽管它也提到一些改革和转变，但本质上仍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框架内的调整，远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所形成的挑战。人类文明史已向我们昭示，人类的发展总历程是连续与间断的统一。连续是一种文明形态自身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不能无限延伸。达到一定程度后，旧文明形态就将衰落下去，形成旧文明的间断，新文明将从旧文明中分化出来，形成社会中的主导文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连续与间断的更替中不断推向新阶段，进入新形态。那么，文明实现飞跃和发展的方式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文明转移”，即文明的性质、形态、方向上的转折式变化，它形成新文明与旧文明的间断和飞跃。因此，“转移式发展”是人类文明实现飞跃的基本方式，它指的是旧文明在性质、形态、方向上的根本转折和转变。
　　因此，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困惑的解决路径。这种由人的可持续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进化方式的根本特征应当是人的知识增长和积累。在当代，知识的增长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化中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所有这些都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发展观及其基本要求相吻合。可持续发展模式不能依靠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占有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只能依靠人的本质力量去不断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从而使人类得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因此，它从根本上需要一种既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又体现自身人类文明价值的智力资源即知识，去不断地融合与开发自然资源，不断地丰富和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创造和建设更加灿烂多姿的人类文明。因此，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知识增长体现出可持续发展模式及人类文明进化方式共同的根本性特征。
　　
　　三、解决科学发展问题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
　　
　　科学发展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它表现为问题的高阶次(循环嵌套、交织缠绕)、分布性、不确定性；科学发展问题又是巨大的，表现在时间尺度、空间尺度、个体数目、学科范围几乎是无限多样的问题领域。科学发展问题的这种结构开放性和复杂庞大性的特点说明，影响科学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及系统整体性。当代以一般系统论为基本研究框架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分形学等复杂性科学理论恰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逻辑思路。这一理论认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一个非线性复杂世界中，线性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物理学或生物学还原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恰当的。为了避免任何种类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我们应该考虑人类社会特有的意向特征。
　　首先，各级决策者应该抛弃线性思维模式。由于受线性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被认为由人的意向性行为所引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人的决策是以意向、价值等为基础的。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观察到带有意向、信仰等的每一个个体，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民族、市场和文化的形成不仅是其组成部分之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经济福利的分配并不是由社会的一个个面包师和屠夫的善良愿望所施舍的，个体的自私自利的意向性可能会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然而，它们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或理性的狡黠实现了集体的平衡态。这种以不同复杂程度出现的集体有序现象是所有非线性复杂系统内在的共同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的集体秩序的政治状态，尽管其形成可以用具有意向性行为的、有意识的人们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的相变来建模，但是显然并非像黑格尔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它会具有某种意识或智慧。
　　其次，决策避免短期性，应该将决策的长期、全面效应真正纳入视野。可以说，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的方式。当代的各种社会科学也逐渐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的意识也是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支配的，因而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成是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运动的作用，正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飘忽不定的性质，使得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进行决策。例如，当代的财政政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动力学控制，它应该可以减少经济涨落的幅度，但是经验表明，希望把涨落减少到零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保持就业率不变，而且一项好的政策总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结果是任何政策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因此，在非线性的经济世界中，一项政策措施可能是完全无用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正反馈的自我增加机制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非线性系统具有若干个可能的平衡态，但没有最终的稳定态，非线性经济即使最初是均匀的，但由于它们高度敏感性和起始条件的微小偏差，也就不可能选择同样的发展道路，因此正反馈的非线性经济不可能像计算机那样进行编程和运行，因为它的长期进化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理论有助于设计一个经济动力学的整体相图，但是对于找到经济福利的局部平衡，经验和直觉有时比科学知识更为有用，因而对于处理高度敏感的复杂系统，政治理论家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当代世界正在成为充满数量巨大的计算系统的世界，复杂性在不断增长。它们不可能由人们的决策来完全预见或决定，但是它们将受到人们能够实现的条件和约束的影响。量子理论教导我们，我们一般地只能做出概率性预测。许多现象是由确定论混沌支配的，尽管它们的运动服从牛顿定律，它们的轨迹却是敏感地依赖于其起始条件的，因而排除了长期预测。在自然科学之外，人们的行动能够而且正在影响着未来的事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预测的可靠支持。不同的未来发展途径可能会帮助我们决定有限的研究预算资源向何处投资，以及如何实现所希望的未来社会状态。这正是我们在当前奉行科学发展战略中所需要竭力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