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华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2)指国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指中等之国，凡6次；(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崇尚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反对民族压迫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于来自周边民族的侵扰，总是先以和平方式来化解矛盾，迫不得已，才奋起还击，这叫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上，反对以血统种族标准贬低、污辱文化落后的民族，而倡导用宽容的文化标准衡量民族之先进与否。这种酷爱自由、追求和平的人文情怀，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为中华民族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鲜活的精神动力。所以说，“中华”是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灵魂和统帅，是中华民族立足发展的精神依据。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在创造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祖国观念。它以“天下”为根本意义和最高尺度，以村社共同体为价值原型和情感纽带，以多民族国家(“中国”)为政治依托和政治保证，以人伦文化(“中华”)为精神统帅和思想灵魂。是“天下”之国、乡土之国、政治之国和文化之国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一体三位的意义结构中，既有明确的价值主体和价值指向，也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感，既有现实的政治依托，也有超现实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底蕴。这就为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展开拓宽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确立了神圣崇高的理想目标，注入了鲜活充足的精神动力，从而有力推动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