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古今的在理想上至为消极。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指出，自由民主制度的眼光最低。在此之前，所有文明所提出的官方调子都比民主高，更不用说近两个世纪出现的各种激进主义的调门。民主也因此被人指责为没有崇高理想、没有极乐世界的蓝图。一切非民主的社会反倒拥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及的美好理想，而一切民主社会却什么都没有，只有民主。调门不高，但未必不好。由幽暗意识所产生的消极民主观是最为务实的，而不是梦幻式的。民主的好处不在于充当攀向人间天堂的通天梯，而在于成为抵住通向人间地狱(暴政)之门的顶门杠。而以积极的政治观为指导政治行动总是徘徊于追求至善，与不择手段地为权力而攫取权力之间。


    
    消极的政治观彻底抛弃了积极政治观中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论，允许、善恶之间存在着一条含糊不清的界限，不轻言大善大恶，也不轻论大事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因为人是恶的，要彻底消灭恶，就意味着要彻底消灭人，就象希特勒对犹太人、或是文化大革命对“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一样。因此，既要宽容每个人可能犯的小恶，又要警惕人的不完善所酿成的大恶(暴政)。
    
    事实上，“除恶务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政治的抉择在所有人类的组织中政府的作恶能力最强，因为它垄断了强制权及实施这种强制所需的政治工具。所以，国家的最大任务是防恶，也唯有国家才能作出大恶。因而，要防止大恶就要对国家的权力及其运用施加最有效的控制，宪政、民主、法治被证明是防止大恶的最佳手段。
    
    自法兰西启蒙以来，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一直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心智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从而使人类进入极乐世界，摆脱传统与经验。就连英国的空想家罗伯特·欧文也突发奇想，要召开一场世界大会来结束愚昧、贫穷与无知，有限的、不完善的政治。要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没有丝毫罪恶的人间天堂，就象建造巴别尔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事业超出了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所及，而且最终会给人带来莫大的灾难。政治生活应该做的不是去追求那种虚无飘渺的至善、最大限度的幸福、极乐世界，而是应该去致力于当前最大的和最迫切的罪恶。在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务中，与善相比，恶扮演着更加根本的角色，因为对善的追求之前提在于弄清恶的确定性。不知道恶，又那里谈得上求善呢？所以，防恶比求善更道德。
    
    另一方面，把“至善”当作政治理想来追求会导致用目的(理想)的正当性证明手段(现实)的正当，甚至导致以目的(理想)的善来为手段(现实)的恶开脱。即使这种至善成立，也不应强制当代人为未来作出牺牲，更何况这种“至善”是不是善还是个问号。即使是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也只能使之成为地狱，人本身为其同类所准备的地狱。至善的政治，无论其目标多么仁慈，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只能是专制政府下所遭受的痛苦。就至善本身而言，人类既没有能力发现它，也没有能力实现它。所以，用定于一尊的“至善”来否认人类社会中多样性价值追求必然造成道德绝对主义，而以“至善”的名义来取缔其他的理想势必造成政治专制主义。所以，在消极的政治观看来，“至善”的政治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积极的政治观往往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之上。这样要维持合法性就必须迫使其臣民接受其理想，并放弃个人的任何其他理想，这就使得全社会只有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于是，以善为目的的正当性就自动证明了实现善之各种手段的正当性，从而造成以善为目标、恶为手段的局面。一旦善的目标被证明为虚假，那么就只剩下恶的手段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可谓是善始恶终。这种作法不仅生命的代价沉重，而且道德的代价也同样沉重：个人追求理想的权利被剥夺，钦定的理想又成为虚幻，岂不造成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双重失落，酿造出一个完全没有理想的社会？
    
    消极的政治观则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为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提供充分的条件上。官方理想的一元性注定与公民理想的多样性发生冲突，要尊重公民的自由，政府就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就得把对善的理想的追求留给个人及其自愿性团体。尽管没有官方的理想，但个人和团体都可以有各自的理想；尽管并非每一种理想都能实现，但却总有一些理想能够实现。所以，这样的社会多少有些理想，不致完全沦为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这种作法虽无至善的目的，却诉诸了非恶的手段。


    
    在国家能力的问题上，两种政治观之间有着重大的分野。在积极的政治观中，由于国家担负着追求至善的使命，故国家能力往往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因此的确在人类历史上造就了不少“全能国家”。在这一观念上，对国家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国家能力的制度约束的强调；对国家强制作用的强调高于对国家合法性的强调；对国家提取民间财富能力的强调高于对民间监督国家支配财富方式的强调。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国家能力和使命是至高无尚的。在经济事务方面，此种观念往往把国家摆在经济发展的中锋(而不是裁判或教练)位置上，把发展经济的重担交给了国家，而不是民间或个人。在国家能力问题上，积极的政治观一再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思维：只要赋予国家以足够的能力，只要个人把其权利和自由毫无保留地让渡给国家，只要地方政府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
    
    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国家既然不应负有实现至善的使命，就不应使其能力和权力过于庞大。政治是一项具体且有限的活动，它要求政府在使用其权力时经济而有效，在影响的范围上要受到限制。政府的作用就是执行游戏规则，就象会议主持人根据周知的规则主持辩论而自己不得参加一样。这些规则，或者叫法治，构成防止任意误用权力的宪法保障。这样就可以使民众的自由得到保障，而正是这样的自由才使得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波普尔写道：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相反，似乎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为得到国家的保护而付出代价，不仅以纳税的形式，甚至还以蒙受耻辱的形式，例如在横行不法官吏的手下。
    　
    所以，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仅不应增加，而且要用“自由主义的剃刀”把多余的权力剃掉。要使国家有所作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加以必要的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国家的能力。
    
    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的行为是以公共利益和维持政权为依归，不可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准则来运用资金。若是政府的权力，包括财权得不到法律和立法上的有力监督，必将公共财富非法流入私人腰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提取民间财富的能力越强，支配财富的效益就越差：政府从民间提取的财富越多，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就越多。计划经济国家的能力最强，但经济发展的记录最糟。所以，按照消极的政治观，主张强化国家的能力应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也就是说，加强国家能力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目标，而且即使作为一种手段使用起来应当非常谨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要非常小心。依奥克肖特之见，“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中国大跃进的经济绩效证明了任何试图超越人类心智之政治实践、使国家能力最大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上述两种政治观的划分不是一种断然的二分法，它们只是政治观的两种典型，而大多数人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游离在这两个典型之间，更多的是这两种观点的不同程度的调和，所以，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任何人的政治观硬性地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类。另一方面，以政治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人对积极的政治观较为熟悉，在大变革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自己一贯的政治思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