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东方国家边界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领土是构成国家必不可少之条件，从政治意义上讲，领土是国家行使最高权力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国家只有在其领土范围内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施行。如果说确定的领土及排他的主权是确立国际关系的基础，那么现实中领土的不确定性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争端矛盾大多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而这使得东方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其所确立的领土边界大都不是处于绝对确定状态，而是相对的确定状态，这就很容易产生国家边界领土争端与冲突。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既包括以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诉求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也包括以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基本身份与符号象征诉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如果东方国家因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而不能建立以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诉求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不但得不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作为“他者”的合法承认和认同，也会得不到该国内部国民对本国因长期与他国的领土争端所体现出来的国家领土的统一认同，而建立在该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文化认同也就更无从谈起，这对东方国家认同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其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冷战的结束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使遭受其长期压抑的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矛盾顿时上升为突出问题，进而最终导致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而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现实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很少是单一民族国家，因而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往往没有或不能处于同一块领土之上，这就很可能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留下隐患。因此，一个国家中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可能会引起另一个国家以某个少数民族的名义加以干涉。另外，如果这个国家因民族问题采取种族歧视、民族清洗、种族屠杀等错误政策都有可能引发国家内部民族冲突，从而引发该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如伊拉克是中东政治地缘史上较为开放的地区，有许多民族、种族和教派的政治单元在这里驻留，但随后又被新的政治行为体所替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伊拉克的历史是辉煌和悲哀、和平与战乱、入侵与同化相交织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致命后果便是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艰难，以及民族主义建构中政治认同的缺失。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曾经写道：“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民族国家认同的脆弱。”
　　其三，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东方民族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两难困境而遭遇的国家认同危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民族领土国家；二是民族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最初组织形式，以领土主权为核心；而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共同体建立和民族国家制度建立两方面的内容。然而，东方国家在建立自己的领土国家时却在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的压力和冲击下又陷入某种新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的概念而不是人民的概念，换句话说，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在非洲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当考察非洲民主化与国家民族建构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由民主的本性引发出来的一个悖论，即民主化将既可能促进国家建构，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一方面，用谈判方式整合各派势力并确定各派势力(包括地域性民族群体)的政治地位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各派别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谈判条件为各派所接受，国家的统一或建构才能有所保障。这样就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条件不能被接受，分裂可能成为各族体的另一种选择，而这就为国家的认同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其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过去，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和社会界限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今天，这种界限不断受到跨越国界的全球化过程的冲击。东方国家在领土转型时其领土界限还没有最终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化下国家各要素跨越领土边界的流动又对于正处于领土转型的东方国家形成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因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通常输入的国家组织形式在一个超越部族范畴的民族内部尚未扎根之前，这些在以往殖民统治势力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已经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靠独立后共同成长起来的民族去“充实”人为建造起来的国家。因此，东方国家既要面临主权国家内部认同的任务，在外又要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四、结论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对于正处于领土属性转型的东方国家来说，国家认同正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领土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因经济与科技安全因素相对上升而有所下降，人类由此迎来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崭新时代——“后领土时代”。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所包含的社会空间性质发生了变化，一言以蔽之，全球化造成了“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的终结。领土主义指的是社会地理学，相对于网络通讯来说，地理空间实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它们是“超越领土性的”(Supraterritorial)。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不管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都只能根据国家的边界方可加以确认。那些认为领土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不再居于统治地位的评论家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所控制(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土上，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都不能控制领土，政府认为领土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失去领土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会触发战争，国家领土仍然保证着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免于陷入其他国家中的冲突。在区分民族国家的所有标识中，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最重要的标识。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捍卫国家领土安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职能。一些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之间取消边防和海关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属性的完全消失，领土仍然是这些国家作为其行政管辖权所及范围的基本边限。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因此，笔者以为，至少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民族国家还正当其时，因为这些国家在领土属性的转型中所遭遇到的国家认同危机就充分证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正处于一个正在建设和强化的历史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