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分析国情，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方针，打造“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崛起”是目标，“和平”是条件。实现中国的崛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而要想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认清主要矛盾十分重要。只有认清主要矛盾，才能找到中心，确定中心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时，1956年中共召开的“八大”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八大”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对主要任务的规定，尽管在表述上不完全准确，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国情。但这些正确的认识并不牢固，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否定“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导致“左”倾错误思想的抬头。1958年又搞全面性的“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1962年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最终导致长达十年的“文革”，这些连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不但未能实现“由大乱到大治”领导人的初衷，反而是中国处于近似内战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崛起的步伐大大减缓。
邓小平汲取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教训，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主要矛盾。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和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我们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能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才有了中国20多年的社会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稳定的政治形势是实现崛起的必要条件，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所有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六四风波”平息后，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使国内的局势逐步趋于平稳。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初步腾飞。
三、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在和平竞争中崛起
为了能争取一个更好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外交方针，其要义就是，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埋头苦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国际上，不对抗、不树敌、不当头、不扛旗，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苏联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占据过的主导地位，不去扛这杆“大旗”，“不扛旗”的思想使中国减少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可能承受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惟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中国不去寻求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不去聚集部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立，“不当头”的思想使中国既巩固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一外交的立足点，又保留了外交上的许多主动权，在国际斗争中可进可退，游刃有余；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与中国同出一源变为南辕北辙，但中国尊重东欧中亚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其内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去主动交朋友，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去人为树敌，“不树敌”的思想使中国与苏东剧变后产生的新国家或上台的新政权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感到在战略上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因此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可以为所欲为了，中国在涉及自己主权独立的根本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坚决斗争，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但不寻求对抗，“不对抗”的思想使中国既捍卫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维护了大国关系的基本格局，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总之，“韬光养晦”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1／5世界人口的实践来说话；“韬光养晦”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别的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也要按计划发展自己。可以说，正是有了“韬光养晦”的这一外交政策思想，我们才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崛起。
“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崛起必然要以发展为前提，没有发展实现崛起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临的时代特点又决定我们必须接受双重的历史性挑战，即一方面要面对由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20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所完成的传统的产业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当代世界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奋起直追。如果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不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显示出来，而且在世界上也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一定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台湾问题的解决，祖国的最终统一，也“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告诫我们：“从八十年代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能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哪们总之，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在和平中实现中国的崛起。
在人类发展史上，近代所有的东西方列强崛起，都是以掠夺弱小民族为代价的，是沾满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血汗的，其基本的路径就是通过军事侵略的殖民扩张以实现其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中国人民对此有着太多悲怆的血泪记忆和切身体会，因此中国决不靠对外扩张和军事对抗崛起，而要另辟新径。邓小平为我们开创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崛起的新型之路，这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是一条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内涵、注重全面协调之路；是一条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自我完善之路；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巨龙”在和平的天幕下就一定能够奋勇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