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挫折(上)(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两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不仅面临着急速现代化的压力，而且变革的领导力量也不是新兴的工商阶级，而普鲁士容克贵族。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利益协调模式的特点。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的德意志还处于分裂状态，诸侯林立，关卡众多，严重影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要愿望就是德国的统一。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统一德国的努力失败了；而以俾斯麦为首的容克贵族，却通过几次成功的战争，用武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满足了德国资产者的愿望。但俾斯麦并不是白白给资产阶级提供“糖果”的，而是要求资产阶级承认容克对德国政治权力的控制。因而，在德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有产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作了一笔互惠的交易而完成的－资产阶级放弃自己的政治利益换取经济实惠，容克贵族则在为资产阶级提供经济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类似的交换也发生在德国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德国是欧洲工人运动的故乡之一，德国工人政党曾经是欧洲各国中组织最好、力量最强的工人政党。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已威胁到容克贵族的统治基础，很明业，工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是对立的。为打击工人运动，１８７８年，德国政府颁布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危险活动法》，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楞不经法律手续逮捕和驱逐革命者。该法令实行后，一千多种书刊被禁止，３００多工人组织被解散，２０００多人被逮捕和流放。同时，政府还支持资本家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使德国工人的工资居于当时欧洲的最低水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高压政策。但是当俾斯麦向工人挥动鞭子时，他并未忘记同时给工人提供少量糖果。容克的统治基础并不广泛，他不希望在国内战场上刀通过“铁与血”来解决一切问题。就在反工人立法实施不久，１８８１年，德皇威廉一世就宣布德国实行《社会保险基本法》，先后采取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为德国工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张最低限度的安全网。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并不能完全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但毕竟充池了防止社会动荡的“减震弹簧”，分化了工人的队伍，涣散了工人的斗志，从此以后，德国工人斗争的锋芒减弱了，与政府合作成为新的潮流。可以说，正是社会保障法的实施最终缓和了德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
俾斯麦“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协调模式对减少德国现代发展过程中的“内耗”起了重要作用。１９世纪的后３０年，德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其平均速度比英法快三倍，至２０世纪初，德国已在许多工全领域内超过英国。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除了其他诸种因素，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消除了德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普法战争的赔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阿尔萨斯、洛林与鲁尔区的太藏极有利于德国的重工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成果得以广泛采用等等，“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协调模式所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糖果加鞭子”的核心内容是使各社会集团均有得有失，尽管得失明显地不平衡，但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在社会上留下那种“一无所有”的集团，因而，对稳定经济发展的上标而言，这种模式是有其成功之处的。
日本的现代化则是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形势下开始的，它的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富于启示性。日本社会的改革领导力量脱胎于旧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明智的、受到西方影响的主张改革的社会集团，其成员主要来源于下级武士，他们认训到工业化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
１８６８年，倒幕运动成功，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主要是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而不是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因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号召全民上下一心，协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１８６９年３月，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形象地表明了这种精神：“（１）广兴会议，（２）上下一心，盛行经论，（３）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４））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５）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减少变革时期的冲突，新政权尽量把原有的特权阶级纳入新体系中。新政府在废除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则以公债作了补偿。１８７３年后，领受公债者曾达３１．３万，发放的公债达１７，５７５亿多日元。这就使原有的特权阶级能够用公债购买土地或投资于工商业，成为新的农业或工业资本家。这种大规模的赎买政策，减缓了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冲突，比较顺利地使封建剥削者逐步转化为资本剥削者。
武士阶层在新的利益协调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一些武士对失去俸禄不满而发动了武装反搞，但大部分武士接受了新体制。日本的武士过去依附于封建领主，现在皮已不存，武士的去向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明治维新基本上是下级武士发动的，他们在新政府的各级岗位上掌握实权，但他们既不懂科技，又不会现代管理，只会舞刀弄剑，这就使他们与新的社会难以吻合。为此，明治政府要他们“把刀剑换成算盘”，学会新的技能。新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实行小本借贷等救济方法，让他们成为自立的工商业者，并鼓励和委派他们到新建企业中任职，还给他们提供了接受培训、出国留学等学习新知识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原有的武士阶层逐渐转化为行政、教育、生产和管理中的骨干力量。这一转化对日本的工业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收入的８０％，为确保此项收入，发展现代经济，新政府必须改革旧土地关系，实行维新的土地改革。日本政府的土地改革包括以下几项措施：（１）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２）承认农民有权自由经营农业取消对种植物的限制，（３）改革地税，废除原有的贡米和其他实物地租，一律交纳货币地税。土改虽未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但使他们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而地主则由于这种改革加速了向资本家的转化：由于他们已不再养食武士阶层，所以新收入可用于扩大农业生产或投资于工业部门。土改促使日本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生产水平。为缓解这一变动过程中与农民的冲突，让农民也能分享到一点好处，１８７７年，新政府将地税由３％降为２．５％。
同时，国家利用地税收益兴建了一系列现代企业，并尽快将这些企业以十分优厚的条件转让给私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大部分是过去的华族和武士，也有部分商人。这样，新政权立即与新的企业集团和财阀们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关系，并很顺乎情理地为旧制度下的特权阶级在新制度中提供了立足之地－当然，其前提是旧特权阶层接受新的谋利方式。
日本政府在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工业国，以避免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由于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新政权不得不采用一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方式，尽量在不触动旧特权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将他们纳入新体系；农民即使在经济上没有获得什么实利，但起码也不比过去更差，况且还获得了人身自由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机会。这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减少了民族的内耗，使日本能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变革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这与此种利益协调模式显然有很大关系。
而在１８世纪曾雄踞西欧的法国，其国力本来比英国强大，由于始终未调整好国内的矛盾冲突，结果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才跌跌撞
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不仅面临着急速现代化的压力，而且变革的领导力量也不是新兴的工商阶级，而普鲁士容克贵族。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利益协调模式的特点。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的德意志还处于分裂状态，诸侯林立，关卡众多，严重影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要愿望就是德国的统一。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统一德国的努力失败了；而以俾斯麦为首的容克贵族，却通过几次成功的战争，用武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满足了德国资产者的愿望。但俾斯麦并不是白白给资产阶级提供“糖果”的，而是要求资产阶级承认容克对德国政治权力的控制。因而，在德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有产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作了一笔互惠的交易而完成的－资产阶级放弃自己的政治利益换取经济实惠，容克贵族则在为资产阶级提供经济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类似的交换也发生在德国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德国是欧洲工人运动的故乡之一，德国工人政党曾经是欧洲各国中组织最好、力量最强的工人政党。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已威胁到容克贵族的统治基础，很明业，工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是对立的。为打击工人运动，１８７８年，德国政府颁布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危险活动法》，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楞不经法律手续逮捕和驱逐革命者。该法令实行后，一千多种书刊被禁止，３００多工人组织被解散，２０００多人被逮捕和流放。同时，政府还支持资本家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使德国工人的工资居于当时欧洲的最低水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高压政策。但是当俾斯麦向工人挥动鞭子时，他并未忘记同时给工人提供少量糖果。容克的统治基础并不广泛，他不希望在国内战场上刀通过“铁与血”来解决一切问题。就在反工人立法实施不久，１８８１年，德皇威廉一世就宣布德国实行《社会保险基本法》，先后采取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为德国工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张最低限度的安全网。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并不能完全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但毕竟充池了防止社会动荡的“减震弹簧”，分化了工人的队伍，涣散了工人的斗志，从此以后，德国工人斗争的锋芒减弱了，与政府合作成为新的潮流。可以说，正是社会保障法的实施最终缓和了德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
俾斯麦“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协调模式对减少德国现代发展过程中的“内耗”起了重要作用。１９世纪的后３０年，德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其平均速度比英法快三倍，至２０世纪初，德国已在许多工全领域内超过英国。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除了其他诸种因素，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消除了德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普法战争的赔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阿尔萨斯、洛林与鲁尔区的太藏极有利于德国的重工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成果得以广泛采用等等，“糖果加鞭子”的利益协调模式所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糖果加鞭子”的核心内容是使各社会集团均有得有失，尽管得失明显地不平衡，但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在社会上留下那种“一无所有”的集团，因而，对稳定经济发展的上标而言，这种模式是有其成功之处的。
日本的现代化则是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形势下开始的，它的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富于启示性。日本社会的改革领导力量脱胎于旧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明智的、受到西方影响的主张改革的社会集团，其成员主要来源于下级武士，他们认训到工业化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
１８６８年，倒幕运动成功，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主要是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而不是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因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号召全民上下一心，协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１８６９年３月，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形象地表明了这种精神：“（１）广兴会议，（２）上下一心，盛行经论，（３）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４））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５）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减少变革时期的冲突，新政权尽量把原有的特权阶级纳入新体系中。新政府在废除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则以公债作了补偿。１８７３年后，领受公债者曾达３１．３万，发放的公债达１７，５７５亿多日元。这就使原有的特权阶级能够用公债购买土地或投资于工商业，成为新的农业或工业资本家。这种大规模的赎买政策，减缓了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冲突，比较顺利地使封建剥削者逐步转化为资本剥削者。
武士阶层在新的利益协调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一些武士对失去俸禄不满而发动了武装反搞，但大部分武士接受了新体制。日本的武士过去依附于封建领主，现在皮已不存，武士的去向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明治维新基本上是下级武士发动的，他们在新政府的各级岗位上掌握实权，但他们既不懂科技，又不会现代管理，只会舞刀弄剑，这就使他们与新的社会难以吻合。为此，明治政府要他们“把刀剑换成算盘”，学会新的技能。新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实行小本借贷等救济方法，让他们成为自立的工商业者，并鼓励和委派他们到新建企业中任职，还给他们提供了接受培训、出国留学等学习新知识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原有的武士阶层逐渐转化为行政、教育、生产和管理中的骨干力量。这一转化对日本的工业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收入的８０％，为确保此项收入，发展现代经济，新政府必须改革旧土地关系，实行维新的土地改革。日本政府的土地改革包括以下几项措施：（１）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２）承认农民有权自由经营农业取消对种植物的限制，（３）改革地税，废除原有的贡米和其他实物地租，一律交纳货币地税。土改虽未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但使他们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而地主则由于这种改革加速了向资本家的转化：由于他们已不再养食武士阶层，所以新收入可用于扩大农业生产或投资于工业部门。土改促使日本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化，极大地提高了农生产水平。为缓解这一变动过程中与农民的冲突，让农民也能分享到一点好处，１８７７年，新政府将地税由３％降为２．５％。
同时，国家利用地税收益兴建了一系列现代企业，并尽快将这些企业以十分优厚的条件转让给私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大部分是过去的华族和武士，也有部分商人。这样，新政权立即与新的企业集团和财阀们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关系，并很顺乎情理地为旧制度下的特权阶级在新制度中提供了立足之地－当然，其前提是旧特权阶层接受新的谋利方式。
日本政府在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工业国，以避免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由于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新政权不得不采用一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方式，尽量在不触动旧特权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将他们纳入新体系；农民即使在经济上没有获得什么实利，但起码也不比过去更差，况且还获得了人身自由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机会。这种阶级合作的利益协调减少了民族的内耗，使日本能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变革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这与此种利益协调模式显然有很大关系。
而在１８世纪曾雄踞西欧的法国，其国力本来比英国强大，由于始终未调整好国内的矛盾冲突，结果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才跌跌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