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和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
下一篇：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