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１国内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四次，相继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和学术刊物。
２陈东有：《试论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倪乐雄：《近代东方民族海权意识一次难得的实践》。（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３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３１页。
４德）Ｈ．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１４页，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第一版。
５《汉书·食货志》）。
６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１版，第1６5２页。）
７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１４万匹马。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9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３页
１０公元前４９４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４０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６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１９０５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７１页，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１１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３８页，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１５页至第２２页，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一版）。
１２富勒(Ｊ·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１４５３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卷，第５９０页，军事科学院，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１版。）
13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３７页
14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１１７页，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１５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１国内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四次，相继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和学术刊物。
２陈东有：《试论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倪乐雄：《近代东方民族海权意识一次难得的实践》。（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３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３１页。
４德）Ｈ．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１４页，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第一版。
５《汉书·食货志》）。
６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１版，第1６5２页。）
７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１４万匹马。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9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３页
１０公元前４９４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４０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６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１９０５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７１页，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１１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３８页，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１５页至第２２页，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一版）。
１２富勒(Ｊ·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１４５３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卷，第５９０页，军事科学院，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１版。）
13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３７页
14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１１７页，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１５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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