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 M Berry:Interest Group Society.Little Brown & 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 A Harris,Sidney M Milkis,ed:Remaking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 M Berry:Interest Group Society.Little Brown & 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 A Harris,Sidney M Milkis,ed:Remaking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