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②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里斯蒂·伍尔夫（Christa Wolf）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Orwellian）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the corporate West）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50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



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